近日，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再次拨动了人们早已麻木的神经，洪峰曾与马原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并称”射雕五虎将”，其先锋姿态把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进入九十年代后，洪峰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每隔两三年就有一部长篇小说出版，94年以后，他供职于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但近日文化局领导以他”不坐班，长期联系不上”为由停发他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恰逢其未婚妻患癌症住院，每月治疗费用28000，于是雪上加霜，基本生活成了问题，他只得愤然走上街头乞讨，在牌子上写明自己的住址和单位。作家格非认为，他的这一行为主要不是为了求得救助，而是为了向那些险恶的官僚抗议。

知名作家沦落到了如此境地，真乃文学之不幸，国人之悲哀，以洪峰的知名度，在比较旺盛的创作力条件下，即使书不是很畅销，收入也应该不菲，为何一失业就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了呢，当然，为其未婚妻治病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但这至少说明:单纯以写作为生是难以养活自己的。

也许有人说，文学是不能作为谋生手段的，它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有网友就说，如果文学不能养活我们，那我们就来养活文学吧，这看起来是把文学置于一个完全非功利化的场合中，看起来非常纯净，但我担心，被养起来的文学会不会被宠坏啊?关在笼子里的雀终不如展翅翱翔的鹰啊。纵然，为了物质利益丧失作家的道德底线去制造一些伤风败俗的精神垃圾已经不再是文学，但以合法地获取稿费为目的，坚持为读者负责的原则，本着出精品的意识的创作，更是让文学焕发生命力的方式。当年，巴尔扎克如果不是欠着一屁股的债，他会在世界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吗?　

文学如果可以养活作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是这仅仅限于一些畅销书作家，绝大多数作家目前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所以，"养活"文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文学就此消亡吧，但如果让文学仅仅停留在"被养活"的阶段，也就很可悲，我们就太没有志气了，我们应该努力让文学自己养活自己，进一步再让文学养活作家，可目前最可悲的是，不仅文学无法养活自己，某些"专业作家"也要靠政府的津贴来养活，他们凭着几本歌功颂德的书造成了一些影响，就被供养在神庙里养起来，从此可以不问世事，悠哉悠哉地过他们的太平日子，御用文人一个个江郎才尽了，文学也就被关在笼子里丧失了生命力。

洪峰的遭遇印证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文学从整体上走下坡路的趋势，八十年代的洪峰是叱咤文坛的虎将，他的身份是作家，然而自从94年进沈阳文化局供职后，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虽然一些质量还不错的长篇不时推出，但他的主要身份已经是文化局的公职人员了，作家身份被淡化了，据他自己说，他手头一个长篇都搁着好几年，即使能出版，也只是"出版社基本不赔钱"而已。

作为体制内的人，他享受着体制的好处，他信任这个体制，并不反对这个体制，他反对的是人内心的不公正，他说，"这种内心的阴暗和残忍，比体制的不公正更让人难受"，表面上看来，洪峰的行为也就和农民工讨欠薪差不多，其实那一点工资对于他来说是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不是为了钱，那么即使讨到了欠薪，是不是就表明他很有骨气呢?以他的身份，为了讨一点微不足道的欠薪就做如此惊世骇俗之举，实在有点作秀的意味。因为文化局毕竟不同于那些财大气粗的资本家，只是一个清水衙门而已，尤其是洪峰的工作---写话剧，自曹禺之后，这种文体就江河日下，到如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了，他所创作的剧本到底为他工作的单位创造了多少价值呢?很值得怀疑。当然，作为公务员，他的工资和他所创造的价值是不挂钩的，但显然，这种体制已经受到了冲击，正在改革，而且非改不可了。

洪峰的可悲在于他迂腐不化地依赖于体制，他以为体制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体制就是他的金饭碗，殊不知，体制已经发生了变化，体制不再是原来的体制，他的可悲更在于不能即使调整自己的创作思路，向市场靠拢，而是一味唱他的阳春白雪，向市场靠拢并不意味着要丧失作家的道德底线，作家陈村说商品经济鼓励作家逃离文学，而洪峰是个好作家。我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也可以有高贵的文学，有尊严的文学，商品经济并不鼓励作家逃离文学，关键是商品经济条件下有些作家自甘堕落，自己让自己逃离文学。近来，像"梨花体"，"诗人裸诵"等事件一再表明一些毫无廉耻的作家在贱卖自己。

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作家或堕落或消亡，幸存下来的总很少，但我相信，幸存下来的都是强者。放弃操守者堕落，顽固不化者消亡，其实还有一条中间路线，所谓过犹不及，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把握这个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文学不会因为某个作家的堕落或消亡而改变其本质。看到近年来的新锐少年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难道不值得欣慰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