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教育新闻网和新华网等各大网站都登载了一条新闻，标题为“11年来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按期回归率达97·16%”。文章大意说：“从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６年９月底，我国共派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２６６５８人，到期应回国２２９８４人，实际回国２２３３１人，按期回归率达到９７．１６％。　”

单看这个数字是很让人高兴的。但仔转念一想却有点高兴不起来了。公派留学的资格审查比较严格，有各种要求，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你不想回来就不回来吗？如果让这些公派的人自由选择，我看未必有几个愿意回来的。个中原因，不言而喻。“从1978年到200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93·3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23·29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25%左右。”从总人数看，只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时候那剩下的75%都想回来了我们才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

这些学成没有归国的和那些乡下孩子考上大学后多不愿意再回乡下的道理一样。

对于中国这些有限的海归派来说，在海归代表人物陈丹青看来，“海外经历最可贵的财富不是所谓前沿专业知识，而是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因此体现的一系列价值观”。但他看到，现在的“海归派”在整体上缺乏这样的意识，“反倒是本土的部分自由知识分子相当清醒”。而“留学的悲剧还在于精英外流，回来的又和本土国情发生种种价值冲突，这种冲突十之有九以妥协或失败告终”。

今日梦寐以求留学的，有几个能够想到民族的未来，有几个不是自了汉？“今之留学者，初不作媒介新旧文明之想。其来学也，以为今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于是有钻营官费者矣，有借贷典质以为私费者矣。其来海外之初，已作速归之计。数年之后，一纸文凭，已入囊中，可以归矣。于是星夜而归，探囊出羊皮之纸，投刺作学士之衔，可以猎取功名富贵之荣，车马妻妾之奉矣。嗟夫，持此道而留学，则虽有吾国学子充塞欧美之大学，于吾国学术文明更何补哉！更何补哉！吾故曰：留学者过渡之丹楫，而非敲门之砖也。”

当然，生而为人，对高级轿车，舒适洋房，丰厚薪水的向往无可厚非，但是认真想来，生而为人的意义也不应该是如此简单。对于整个民族来说，留学毕竟是“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高举双臂，呼喊“建设四化，报效祖国”的口号毕竟空泛，但对于生养育之的土地，对于人生价值的实现如能有所裨益，又何乐而不为呢。

十多年前，朱学勤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把六十年代末那些不计功名，纯粹只对思想发生兴趣的同道，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对于这些失踪者，他说：

“少数真正的思想棋手，被紧紧踩在社会的最底层；另一些浮上来的学术明星，并无多少思想可言；这些年越炒越热的“知青热”、“老三届热”，未必能揭示当年另一批人的精神追求；而确实参加过“六八年思潮”的人，也参与了这种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精神轨迹的庸俗合唱；一些成功的“六八年人”，在“一地鸡毛”的伴奏下，满脸油汗地高唱着自己的“劫后辉煌”，却把当年真正可贵的“六八年精神”置之脑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沉下去，还是浮上来，他们要么是失语，要么是失去记忆，都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思想史上以一九六八年命名的那一页精彩记录，逐渐受潮瘫软，发黄变质。时至今日，它已经像一张废弃的陈旧日历，飘进了城市这个硕大无比的废纸篓。大多数人进入了灰色的小官吏、小职员状态，正在抱怨生活的不公，要求生活给予补偿。由于具备底层的生活经验，洞悉明察社会结构及其组织细胞的各种缝隙，内心深处又解除了当年那种虚假道德束缚，“六八年人”将游刃有余地穿插于各种结构的缝隙，从中渔利。新一代社会中坚也许就会这样形成。”

对于中国有限的海归派来说，朱忧虑与感叹不无现实意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