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一个普法培训班，讲课的老师说中国人的守法观念亟待加强，并举了一个留学生面对红灯的两次遭遇说明。

这个留学生是位男同学，在国外交了当地的女同学做朋友，在一次过马路时，遇上禁止通行的红灯，该生左右观察，没发现有车辆要通过，为节省时间，就闯红灯过去。而女同学直至绿灯亮起才过去，过去后就提出了分手。她不相信连交通规则都不遵守的男人，能是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能带来安定的生活保障，该生的跨国恋情就因为一次闯红灯而结束了。

该生接受此教训，回国后，交了一位中国女同胞为对象，又有一次过马路，同样遇到红灯，他没有与汽车抢道，规规矩矩等着绿灯，他的对象先过去了，等他过去后，对象向他提出分手，觉得一个男人，在红灯面前都不知道灵活掌握，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生存，该生的国内姻缘也就此了结。

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守法观念差距太大，国民素质太低，我们达到法治国家的目的还任重而道远。

听了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应该是整天坐车的人在驾驶汽车之余的杜撰，现实生活远不是这样，以我的亲身经历证明，闯红灯的责任不能由最弱势群体的行人承担。

我有一次到省城，准备通过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当红灯亮时，我站立等待；当绿灯亮时，我还站立等待；当红灯再亮时，我继续站立等待；当绿灯再亮时，我依旧继续站立等待，不是我不想过路，是根本过不去。红灯是禁止的信号，规定是不允许过的，所以我不过；绿灯是通行的信号，理论上是允许过的，但我不敢过，因为右转弯的汽车依旧川流不息，它们转弯是遵守交通规则，我可以过，它们也可以过，它们不给我让路是合法的，但它们是十数吨的铁甲，我是一百多斤的肉身，同时都过，结果只能有一个，我或是被撞飞或是被碾碎，它们毫发无伤，所以明智的话，只有等它们过完，我才敢挪动脚步。常有的情况是，闯红灯时，会有直行的司机骂行人“*你妈的不长眼睛”，而绿灯时过路，也有转弯的司机骂行人“*你妈的不要命了”。但如果经常在几个绿灯时都有转弯的车使行人无法通过，而红灯亮时，却没有车，行人就可能选择闯红灯过路。这种遭遇多了之后，既然闯红绿灯都没什么分别，行人就不再理会红绿灯了，这不仅是弱势群体面对红绿灯时的尴尬，弱势群体在面对整个社会时也常处于这样的两难境地。

弱势群体也不是固定的，司机与行人相比，行人是弱势群体。司机与司机相比，车与车相比，又可分若干弱势群体，比如一般的车辆与警车相比，一般的车辆就是弱势群体，开宝马的司机与开夏利的司机相比，开夏利的司机就是弱势群体。相同的法律、相同的环境，实在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相比，坐同一架飞机遇难，赔偿金却不一样。经营同样产品的企业取得同样的利润，因为一个是合资企业，一个是国内企业，纳税的数额就不一样。同样是贩毒，同样的数量，根据同一部法律宣判，只因为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刚毕业的学生，量刑就不一样。

人们在指责素质低下时，都是将矛头对准了弱势群体，其实弱势群体并不一定真是素质低下，而是社会没有给他们出路，没有给予应有的救济，处在底层的百姓，动辄得咎，当他们切身体会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时候，也就只能逼上梁山，连闯红灯豁出去了。

对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立法尊重和人文关怀，这才是闯红灯的根源。如果立法时考虑到行人的利益，行人过路时，不允许车辆右转弯，行人的安全有了基本保障，再来要求他们不闯红灯才有了可行性。如果不修改车辆右转弯的规则，驾驶强大车辆的司机们能够让弱势群体的行人先行，行人有路可行，也就不一定非闯红灯不可了。

立法者立法应学白居易写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入民间，通俗易懂，达到广泛流传，“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的目的，白居易诗务求反映现实，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和愿望，所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现在一切法律、规章如果也能从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出发而起草，人民就会拥护，执行起来也就容易。

执法者执法应学海瑞，处理案件时倾向于弱势群体，“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在发生财产纠纷时，“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有些人说这不是平等，但法律本身就不平等，弱势群体只能由海瑞这样有良心的执法者予以救济了。

立法者若象白居易，执法者若象海瑞，弱势群体真正获得平等的权利，面对红灯还要闯的人，接受惩罚也就无言可对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