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突然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赵丽华”被网民和一些媒体恶搞。我不知道在这场针锋相对的口笔讨伐中，有些人无知狂妄，有些人的卑鄙下流的手段全都赤luo裸的暴露在我们公众面前。有的想借次机会浑水摸鱼出点小名，有的还刚刚站在诗歌阵营歌功颂德改天却倒戈相向。

秋后，总适合算帐，但是发现这件事情结束后我们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至讨论双方谁是谁非都不重要了。

我们现在急需的是来审视一下当代诗歌的生存状态，也需要进一步的进入我们当代人的内心。

当诗歌走到现在，诗人们则像一些落魄户一样。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去干些什么。海子曾经在８０年代初就在墙壁上挂了一张灰色的布，破碎的。他说那是太阳。物质生活的冲击让诗人有点神经质，所以诗歌也一直处于内冷外热的状态。诗人们写得兴冲冲的,可是读者却寥寥无几。偶尔想去看下诗刊，可是在学校里的每一个书刊亭都没有找到一个纯诗歌的杂志。只是在偶尔一本爱情杂志上的某个边缘上看到几首不算是诗歌的诗歌。这是当代诗坛的一种现状，而当代诗人的现状则是‘疯’或者‘穷’。

尽管说起来有点悲哀，但的确这是一个现状，也不可争议。

我们不由想起我们的现代诗歌教育，翻开我们的课本，占据篇幅的依然是那几个人，刚从西方吸取点的徐志摩；还尚未从旧时代诗歌摆脱的闻一多；把骈句写成像绕口令的藏克家。

神六都上天，我们的青年还在课堂上朗诵着《大堰河，我的保姆》。

当我们这一代青年都嚷嚷着我们是夸世纪的一代，可是我们现代诗歌的教育还停留在现代诗歌的启蒙时期。至于‘五·四’那一代之后的诗歌，则完全处于空白，教育者完全低估了一代青年的智商，他们或许以为现在最流行的歌曲是《夜上海》，最年轻的歌手是李谷一。

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了诗歌如今完全处于没落状态，甚至出现了嘲笑诗歌嘲笑诗人的局面。

甚至有些作者断言：唐宋之后绝无文人。

是的，我们一直对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沾沾自喜，从来没有注意到时代在进步，世界在变化，当我们的文化只剩下‘唐宋’这块最后的遮羞布时，我们还在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就像鸦片战争时，那些酒囊饭袋们还以为我们那个装几斗火药夹杂着石头和铁弹子的大炮天下无敌，最后呢，还不是在洋枪洋炮面前吓得屁滚尿流，火药还是咱们的，可最后的差别杂就那么大呢？

还记得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阿ｑ里面那句很经典的台词：“我祖上比你强多了。”

拿鲁迅先生的牌位出来炫耀好象是我们的一大喜事，那家过年不吃饺子，往上数三代，谁家不强。一些和以前那些著名诗人们想同的姓时，拿出家谱炫耀自己是那个那个著名诗人的第好多代孙子，真的很孙子。

可是以后呢？未来呢？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强。

什么时候才能不把从济慈和罗素那里学到一点皮毛的徐志摩供奉在神坛上？我们好象从来没有想过？谁叫人家徐老那么的强呢？写下那首《再别康桥》那样从高中背诵到现在的诗歌，虽然他在爱情上犯下了我们所谓的作风问题，但是瑕不掩玉。

曾经看到这样一篇调查，中学生和大学生最怕的：一是周树人，二是文言文，三是神经病诗人。

当文化的接受变成一种痛苦，这样的痛苦会不会最终成为一个肿瘤，夺人姓名呢？很难讲清。

所有优秀的终结从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都是在无声无息中来临。诗人ｔ·ｓ艾略特写过这样的话：世界就是这样被终结，不是‘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如果我们依然抱着祖上的骄傲从来不考虑承前启后，我们最终或许就会听到那“嘘的一声”。

咱们对西方的模仿从来惟妙惟肖，从穿着到饮食，都跟着潮流在走，虽然有时候觉得有点走样，看起来很别扭，但超女举办到第三届就准备举办超男了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咱们的文学呢？咱们的文学还仅仅普及到泰戈尔。至于那些什么柴克夫斯基和斯基柴克夫分不清就很正常了。

韩寒说：“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没有存在的基础，诗歌最多只是歌曲的一部分”。

当然，不知这不怪，敢讲那话的也只有韩寒“那头驴”（沈浩波语），你要跟他讲诗歌还真的很困难。韩寒因为一本《三重门》摇身一变变成为公众人物后，尽显跳上窜下之能事，从不怕丢人显眼。带着一群粉丝喽罗无时无刻不露出山大王的嘴脸。

韩寒只是一个缩影，一个具有病态审美意识的代表人物，无论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只是一个表象作用，从根本上说完全是一个崇尚于作秀的社会产物。至于李承鹏之流还在靠写足球为生的伪文人，对于诗歌的批评相当于一个在神龙架吃野菜的人突然跑出来讲美学一样。

当代诗歌就像中国足球，完全没有了脾气，成为人们发泄的一个籍口，都需要完全毁灭后的磐睨重生，２００６或许成为他们伤害的一年全体诗人遭到嘲笑和希奇古怪的嘲笑和模仿，中国足球全线溃败，感谢他们吧！感谢国足的哥们些，在娱乐国民并且国民娱乐的时候，给人们带来对未来依然拥有着美好的憧憬和重新来过的机会，也给我、我们一个思考的机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