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姐”问题应该到了加以正视的程度了。李银河的妓女非罪化的观点笔者也非常赞同。从八十年代以后，卖淫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道德与法律。“扫黄”“打黄”就是整治色情活动的一个代名词，“黄色”包括卖淫嫖娼，色情表演，色情图片与文字，换句话说与性有关的行为与宣传都是有罪的。虽然国家每年都把这样的活动作为行政工作的一个重点，年年打，年年有，根本没有解决一点点问题。明的打掉了，暗的却更多了。性病、爱滋病的快速蔓延就可以看出来“扫黄”“打黄”的成效到底如何了，可以肯定地说：“瞎子点灯白费蜡了。”这里有很多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暂不讨论。

现在关键的问题在于“小姐”是否有罪？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卖淫嫖娼的问题上，法律一向是严肃的，都作为有罪来处罚。只要涉黄严打不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此法并没有取得人民所要的结果。有人就开始怀疑法律的有效性，现在在是否有罪问题上社会学家就有两种意见：一是卖淫色情是不符合现在的国情与法律，是有罪定论。还有一种观点是以李银河为代表的非罪观点，他们的主张妓女的行为是人权的一部分，是一个劳动行为。这只是一个学术上的争论，并没有撼动法律的改变。

但事物的变化与存在是密切相关的。性问题的存在在历朝历代都没有真正解决过，唯一在解放后在近三十年间的时间里得到控制，那是因为思想的高压与封关闭锁有关。可以说那只能取得短时的成效，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埋藏在人们心里的丑陋就会释放出来。男人]女人的行为，说不清道不明的，有生理上的，有欲望上的，有思想上的。世界管理水平高的国家都无法来杜绝性问题的泛滥，人性的满足是需要一个支撑点的。

有一点可喜的现象，那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现在的管理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有些省市把打击改变为管理，他们用发放安全套的方法来阻止性病的泛滥，在这点上他们的做法是科学的，但还是没有在法理上的承认下得到普遍实施。陕西某地，对所辖范围里对性工作者加收每人200元的管理费，好像看到了一种希望。管理费的用途应该用在性病的预防与治疗，用于对“小姐”的管理成本上。然而他们又走偏了，拿着这笔钱当作改善待遇、当做旅游的好财源。估计还是政策的问题，收费被当做暗箱操作，反倒生成了腐败之现象。

全国的“性工作者”应该不会少于六百万，如此庞大的群体却躲在地下，就像埋在地下的定时炸弹，爆炸时间却掌握在上帝手中，且不更危险吗？如果不很快梳理国情政策，可以预见性病大规模的爆发只是时日问题了。对她们（他们）既没有管好，又造成了更难管理的局面，政府没有好好思考问题的所在吗？

就拿上海为例，外来打工人口有四百万以上，涉及性嫌疑的场所有数以十万计，扫黄扫掉了吗？这么多流动人口，这么多涉性场所，一旦不控制好，诸如像爱滋这样可怕的疾病蔓延那是肯定的。人类已经领教了禽流感的可怕，预防才是最有效的办法，一旦蔓延是很难有效的控制。

存在不是偶然的，存在有它的历史性和人的丑陋性，存在与需要成正比才有土壤，才会有市场。如果还为了面子问题来歧视性工作者，那最后买单的一定是国家和人民，而不是政治。在性病的面前，能治疗它的只有科学而不是道德。管理带来的好处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其中包括庞大的性工作者们。

“小姐”能否从地下走到地上呢？黑暗到光明只需要一个跳跃，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用非罪论去处理棘手的问题，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唯物主义是讲究问题的最后结果的！

拭目以待！

2006年12月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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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