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刘起纡”这个名字，是在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记得一天中午，听同寝室的同学说，下午一、二节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研究员要来讲课，但因我中午想睡个好觉便没有去听。没想到同学听完课回来告诉我，是顾颉刚先生的传人刘起纡先生来讲古史传说，我悔之莫及。因为我自上大学起，就对中国的古史传说很感兴趣，并且知道20世纪20至40年代，在中国史学界有一个著名的“古史辨”派，对炎帝、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传说及历史人物，进而对有关的古籍，甚或历史地理、民俗等，都进行了通盘的考辨，当时几乎所有著名的史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论辨，且有煌煌七巨册的《古史辨》一书刊行，而“古史辨”派的创立者及领军人物，就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顾颉刚。顾先生虽已于1980年12月25日去世，但顾先生的传人来校讲课，真使我为自己失去一次当面请教的机会而后悔不已。

之后，我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来浏览、摘抄有关古史传说的资料，并于毕业前历史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提交了《古史传说三证》的论文。当时甚至准备以《古史传说新证》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但终因学力和时间不够而未能如愿。毕业后，经过5年业余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写成了《虎豹熊罴演大荒——图腾与中国史前文化》一数，并于1991年9月由陕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在1992年2月收到样书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把这本小书寄给刘起纡先生，以期得到刘先生的具体指导。时隔不久，我便收到了刘先生的复信，信中对我进行了热情的鼓励。而当时我尚不知刘先生的学术巨著《古史续辨》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96年2月，当我在北京图书馆买到《古史续辨》并认真拜读后，大有“如饮醍醐”之感，随即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写信告诉了刘起纡先生，并斗胆陈述了有关伏羲的不同见解。刘先生不但没有因为我的见识浅陋而不屑一顾，反而复信为我详细阐述了他的立论根据，并鼓励我“凡自己勤奋钻研卓有所见提出的看法，总是可贵的，总应受到欢迎受到支持的”。这封复信长约700字，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自然不算什么，但刘先生已是年届八旬的老者，且又是在研究、著述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写的，本就十分难得，而当我不久后亲眼见到刘先生每写一字手都在微委颤抖时，更油然而生对他的敬意。

得到刘先生的热情鼓励后，我更是“得寸进尺”，将自己上大学时所写的一篇论文《周宣王时童谣新解》改写后寄给刘先生，很快又接到了刘先生的复信。信中，除继续阐明“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提出自己的创说，就是可敬佩的”观点外，还将这篇论文推荐给了《中国史研究》编辑部。而直到此时，我与刘先生还只是神交，并未谋面，这不能不使我深为刘先生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的精神所感动，可谓“未曾谋面已倾心”！

本文已被编辑[文清]于2006-11-30 8:31:54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