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分析比较王国维与鲁迅对文艺游戏说观点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辟人物之一，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者。他的哲学、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特别是叔本华）的影响。其文艺创作的理论主要有“天才说”和“游戏说”、“苦痛说”和“古雅说”、“境界说”。这些理论分别从文学创作的起源、审美尺度、审美特征等方面规定了王国维的文学整体观念，大致勾勒了其文论思想的真实风貌。

而鲁迅，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文学观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他的文学本质论，也就是他是文学起源说、文学的审美特论和文学的审美功能论。其文艺思想最初也受到西方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的熏陶，但他后来形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执着的艺术功利观，使他最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

一个是我国近代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一个是我国近代名声显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作为同时代的两个对中国文艺作出卓越贡献的大人物,他们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通之处,但是也有着很多明显的差别。

就文艺的起源问题方面，这两位文化大师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观点，王国维文艺起源的“游戏说”深受西方唯意志论的思想的影响，带有个人的主观唯心色彩，而鲁迅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总结出文艺的起源并非游戏的、个人情感的产物，而是人民群众在劳动中的结果。

下面我就王国维与鲁迅在文学游戏观点方面做一比较。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曾谈到：“若夫最高之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席勒既谓儿童之游戏存在于用剩余之势力矣，文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吾人之势力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他的艺术起源观点从根本上接受了康德把艺术看作是与劳动对立的游戏的观点，和由这种观点所演化出来的席勒的游戏说。席勒认为艺术是人类“游戏冲动”的产物。“游戏”是与“强迫”对立的“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是精力过剩创造出来的。这种强调实用之外的游戏说理论，完全为王国维照搬过去，他说：“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王国维把游戏包括在嗜好里中，他把人的游戏、文学美术都归为人的嗜好。做游戏消遣玩乐，都是为了解除人生的痛苦。他认为：人心以活动为生活，不能片刻停止。人心得到活动，则感到快乐；反之，则感到苦痛。只要能提供给人心活动的东西，即使无益于生活的事业，也鹜之趋之，这就叫做嗜好。

王国维还指出：“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肃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人间词话•删稿•四十九》）这里包含了其思想的两层方面。首先是王氏把一切的文学创作都当成是人类游戏的产物，这种游戏说着重强调了人的主观情感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这明显带有一种主观唯心色彩。王国维的游戏说，在将游戏视为对物质和精神压力的解脱这一点上与席勒相同，但其出发点则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为了满足生存意志，必然解脱人生苦痛，游戏是解脱人生苦痛的良药，而一切艺术的产生，也就是为了解脱。游戏是人类在劳动中本能的活动，是一切艺术品诞生之源，这是王国维游戏说的实质。其第二个曾面是解释了诙谐与严肃在艺术作品当中的关系。轻视外物是一种诙谐态度，只有诙谐才能轻松，才能游戏。轻视外物，才愿写作，才能写作。创作就是在愉悦的以我为主的意念中进行的。重视外物则是一种严肃，严肃才能投入，才能认真，才能做成游戏。与花鸟共忧乐，是主体投入客体，用心体验对象，主客体的相融，一旦这种体验融合达到一定的程度，真正的游戏就开始了，真正的创作也就产生了。这里谈的是创作过程和心理活动，它表明一个创作者必须先要有轻松心态，后有严肃的体验活动，才能抒写成篇。这对文学创作的论述比前人又有了很大的进步，它肯定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

王国维的游戏说，便是从人的审美活动的内核进行概括的，强调美的无关“一己之利害”性及美感的“纯粹”性，充分体现了康德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界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不涉及功利计较的纯粹的愉悦。这是王氏的文学无功利说的本质。其“无目的”与“纯快乐”，是以“人的文学”为前提的，因而此“游戏”不是简单的生物快感，而是人的美感。王氏所认为的文学艺术是纯粹的生命运动，完全与功利不沾边。这个“纯粹”，只是对计较利害的功利性创作而言的，所以决非不关人生的冷漠。相反，他心目中的纯艺术，是浸透了生命痛苦体验、对人生有着深切关怀、真挚体验的；而且这种关怀和体验愈真挚、愈深切、愈与生命不可分，则艺术变愈纯粹，王以“境界”来概括这种纯粹。

他的游戏说，是从人的审美活动的本质与特征进行概括的，强调美的无关“一己之利害”性及美感的“纯粹”性，充分体现了康德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界定——“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即不涉及功利计较的纯粹的愉悦。其“无目的”与“纯快乐”，是以“人的文学”为前提的，因而此“游戏”不是简单的生物快感，而是人的美感。王心目中的文学艺术是纯粹的生命运动，完全与功利不占边。这个“纯粹”，只是对计较利害的功利性创作而言的，所以决非不关人生的冷漠。相反，他心目中的纯艺术，是浸透了生命痛苦体验、对人生有着深切关怀、真挚体验的；而且这种关怀和体验愈真挚、愈深切、愈与生命不可分，则艺术变愈纯粹，王以“境界”来概括这种纯粹。

王国维的这种文艺观带有中国传统文艺思想的踪迹但又非纯然。而鲁迅，作为一个人民群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向来深恶把文学当作消遣玩乐的传统文艺思想观点。他明确表示过：“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做不过是‘消闲’的别号”。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更是从史的角度对这种传统文学观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一直坚持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来探讨文艺起源观，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说，并对其做出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文学艺术不是抽象的精神的产物，也不是自然和社会机械的翻版。他曾经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提出：“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东西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这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鲁迅提出劳动促使了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文艺是人们在劳动之余的一种有余裕的审美意识活动，这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明了文艺的起源与劳动的密切关系。这个观点和其艺术宗教起源说构成了其文艺思想的二元论。虽然鲁迅的二元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是朴素的唯物观点，但是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物质性第一的原则，同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游戏说划清了界线。

鲁迅还认为，小说和其他艺术一样，也具有多种艺术功能，它不但具有教育功能、认识功能，而且也给人以美的享受的特殊功能，即审美功能。他指出魏晋志人小说是“远实用而近娱乐”、“为赏心而作”并高度评价了唐传奇作者的小说创作虽是寄讽劝之意但“而大归究在文采与意想”、“甚异有趣矣”。在谈及《西游记》这部作品时，鲁迅认为它是一部以其娱乐性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但觉好玩”、“忘怀得失，独存赏鉴”的“巨制”和“魁杰”。这说明鲁迅也主张小说的娱乐性和趣味性。那么这是否与其反对视小说为消遣的“闲书”的“游戏”观点相矛盾呢？不是的。小说具有多种艺术功能，其中审美功能虽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和取消小说的其他功能。把小说看做消遣的闲书的观念，则仅仅强调小说供人娱乐的一面，即审美价值的一面，忽视小说的功利目的，忽略了小说的教育和认识作用，因此是片面的错误的。所以鲁迅反对这种观点，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同时又重视小说的娱乐作用，重视它的审美价值，这把小说的教育认识作用同其审美功能辩证地统一起来，是科学的唯物观。

王国维所论述的“游戏说”是指对于一切的文学创作，是针对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而言，即强调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要求主体把自己的精神自由对象化于文学创作，属于唯心主义范畴。而鲁迅所反对的是视小说为闲书，游戏的传统观念，是针对小说而言，他反对的是明清之前把小说视为“小道”、“闲书”的传统观念，提倡小说的“为人生”的功利性目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辩证观。

对于文艺起源“游戏说”的学说，这两位大师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但还是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如强调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偏颇观点。他们虽然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及尼采的唯意志论的唯心主义思想的熏陶，但骨子里浸溢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熏陶。王国维和鲁迅最终所走的路是分道扬镳。一个在封建王朝没落后不久自沉于昆明湖，一个却在枪林弹雨中勇敢地孤独地战斗，用自己的笔抒写了壮丽的一生。虽则如此，这两位大师都为中国文艺思想的璀璨之花灌溉了自己清甜的生命之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