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觉得古典诗歌挺简单的，特别是律诗与绝句，只有短短的八句或四句，每句也只有五个字或七个字，多者56个字，少的才20个字。直到偶然看到一篇关于诗词格律的文章，方知律诗绝句有许多的限制，什么平仄啊、对仗啊、孤平啊，都不能随便违反的，否则除极少数立意绝妙的佳作之外，只能算“献丑”的打油诗了。

诗词格律说起来也没什么深奥之处，多看几遍就懂了。想合格律也不是难事，多找几个词就行了。难就难在合格律的同时，不失本意，不显做作，还要独出心裁啊。因此写好诗词决不是容易的事，古人就深知诗词易写难工，特别是“悲苦之词易写，欢愉之辞难工”，唐朝贾岛“推敲”的典故就是最好的明证。当然，贾岛的苦吟跟当时崇尚写诗的风气有关，他自讨苦吃是值得的。而在当今的“e时代”里，上网聊天都用最新的“黑话”了，再写这种文绉绉的东西很有些酸腐味，写得再苦再好，也可能被扣上“有病”的帽子，永世不得翻身的。这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诗词有什么用呢？

两千多年前，儒家将《诗》、《书》作为文化的经典，而商鞅则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好用《诗》、《书》，人们就会把精力放在学习《诗》、《书》上，最终必然导致“上无使战，必贫至削”的局面，到头来只有受人宰割的份。因此商鞅禁毁了《诗》、《书》，要求国民只去耕田打战，从而奠定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础。此外，满清入关前，没有多少诗词之类的文化，最终却消灭了号称“诗书礼仪之邦”的明朝；“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开创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帝国；文武双全的曹操，只能三分天下。由此可见，诗词在“国家兴亡”这个层面上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自古以来书生靠着读了两天书，不切实际地乱出主意，最后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例子数不胜数，以致于“书生误国”成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不过明末英雄袁崇焕、明代哲学家王守仁、三国儒将陆逊等人，曾经打出多么杰出的战绩。可见诗词文章并不是坏事，坏就坏在太沉溺其中了，居安忘危，重文轻武，象南唐李后主一样亡了国。对于李后主，可用“国家不幸诗家幸”来形容，然而这个“不幸”的分量何止“幸”的百倍！

不可否认，诗词通常具有节奏优美、韵味绵长、简洁精练、抒情言志、叙事说理等等诸多长处，因此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隋唐时代甚至以诗赋录取进士。《论语••阳货》里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乎草木鸟兽之名。”当然，孔子主张学诗是有明确目的的，那就是学以致用——但不是用来写诗。《论语•子路》就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培根有一句名言说得更明白：“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总的看来，诗词只是人类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是象牙塔的精美雕刻，只宜用来增长智识、传情达意、修身养性，不可有太多的人去写作，更不可投入太深——除专业的诗人和激情的时刻之外。

按现在的流行看法，写诗的人大多有精神问题，而且大多是穷光蛋。此话当然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诗坛的状况的确不佳。作为现代朦胧诗主将之一的北岛在一篇访谈录里说，他参加世界各国的诗会或作品研讨会时，经常会遇到一些行事怪异的诗人，感慨写诗的人当中神经病特多。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写诗的人大多很正常，而且经济头脑也非一般人可比，成为高官巨富的大有人在，其中有不少落魄的，头脑也相当清醒。难道是因为好诗妙句都已经写完，诗词也不再是敲门砖和好招牌，聪明人已不在诗词上用心，只剩下一帮精神质的文化人在鼓捣？我想主要原因是在这个日益物质化、娱乐化、视觉化的竞争激烈的社会里，人们已很少关心诗词这种纯粹的精神粮食，甚至嘲笑写诗的人；而有些诗词作者故意独行特立，甚至行为偏激，给诗词作者的整体形象抹黑了。

此外，能写出好诗的人自然是聪明的——至少在运用词语方面，怎么可能大多数“穷”人一等呢？问题主要是商君总经理所说的，在诗文方面用心过多、无法经营好其它产业的缘故吧。当然，跟写诗的人大多不善经济也不无关系。而由于新的诗词几乎没人愿看，稿费也没几个钱，诗人贫穷也就很正常了。

白居易说得很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提倡“文以载道”、“务去陈言”、“不平则鸣”、“穷（潦倒）而后工”、“为文养气”等等。好的诗词需要灵感，需要发自内心的冲动或感动。然而现代诗歌多的是无病呻吟、你侬我侬、歌功颂德、空喊狂叫的作品，有几个人喜欢去看呢？还有的诗歌故弄玄虚，比毕加索的画还要费解十倍，《围城》里的曹元朗看了也必然甘拜下风，谁愿意花时间去慢慢欣赏呢？

据说诗歌只关乎灵性不关乎学问，宋人号称博闻强记的书生特多，以学问写诗，却不见得比那些沾染了唐代风气的贩夫走卒、歌女舞娘脱口而出的佳句好上多少。不过，写诗作词决非一般人能做好的事，一千多年前杜甫就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卢延让则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可惜现代诗歌出现之后，上述写法似乎已经不合时宜，诗歌似乎变成了不用“熟读唐诗三百首”就可以信手涂抹的分行散文，谁都可以写上几首。而由于教育的普及、报刊的泛滥、网络的推广，诗词作品“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又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仿佛已经从象牙塔沦落为大路货，它的衰退就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诗歌从“候人兮猗”这样极简单的短句发展到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杂言诗，再发展到汉代的五言诗、三国的七言诗，然后上升为无比辉煌的唐诗宋词元曲，最后在民国初发展成现代诗，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然而，现代诗不知从何时起开始了两极分化：一是出现了杂乱晦涩的“元朗体”，二是出现了把一句大白话分行而成的“梨花体”。这两种诗歌往往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让人莫名其妙：一个梦呓般不知所云，一个简单得让人怀疑。由于这两种“体裁”的出现，现代诗歌甚至可以用操作简单的电脑软件来生产，产量可达每天两万首。就此而言，现代诗已经走向了歧途甚至绝路。尽管在歌词、台词等等领域，现代诗也闯出了一条新径，只是单纯的、不依附于任何东西的现代诗已经在自我放纵中被放逐到社会的边缘。

不知是谁说过：万物皆有始终，诗歌总有一天也会消亡。只是诗歌发展到今天，是处于中途，还是处于末路呢？不管如何，我相信白大人与韩大人的说法是不错的，“为赋新诗强说”爱恨情仇决不会有好作品，而能够日产数万的诗歌肯定是垃圾。诗词既不是容易写好的载体，也决不是可以随意把玩的艺术，它必须发自个人的内心，而我们内心有多少新鲜典型的故事或真诚独特的感触应该用诗词来表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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