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与解放战争的年代里，马青与邵鸣同志踏遍了诸暨的山村，与诸暨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迄今记忆犹新。

绍兴来客

1942年10月的一天，我家突然来了3位客人，均系绍兴口音。男的戴礼帽，着长衫，俊秀的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女的剪短发，穿一件大襟布短衫。另一位中年妇女是我祖母绍兴娘家的侄媳——我的表婶。

说来也巧，我表婶因家境贫困，背井离乡在诸暨求乞。这天夜宿江藻吴墅的祠堂里，遇到2人，原来与表婶是同村人，男的叫马青，女的叫邵鸣。这夫妻俩说起大孤山有亲戚，故此表婶就带他们同来我家。

马青同志满口绍兴土音，谈天说地，很风趣。用过点心，他俩说要走了，是我们强留下来住了一宿。晚饭后，马青夫妻俩来我家后门，上毛竹山走了一圈（他们实际是去观察地形），回来说：“这里很好，闹中取静，一出门就是山。你们全家十口人，亲亲热热，可惜时局不好，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日子难过啊。”在谈笑中，邻居来串门，问客从哪里来。我娘说：“是我祖母娘家的亲人，太难得了。”大家围坐在青油灯下，对马青同志有声有色的谈话，听得津津有味。翌日，客人临走时说：“以后我们还要来呢！”

三天后，西斗门的表侄汤伯鑫来我家。他说：“前天来我家的客人，是共[chan*]党领导人马青和邵鸣同志。以后，他们还要来你家，你们怕吗？”我们听说是共[chan*]党，很高兴，觉得看不出他俩还是当官的。我们回答：“尽管来，欢迎。”从此，马青和邵鸣常出入我家，我们为他俩站岗放哨，送情报，不知不觉我成了他们的联络员。邵鸣还认我娘为干娘，我娘笑得合不拢嘴了。

指我上路

我识得几个字，常为马青同志送条子、捎口信，受到他的好评。他那种大胆无畏的革命精神，使我深感敬佩、羡慕。一次，我壮着胆向他请求：“让我也参加你们的队伍。”他笑笑说：“前几天我与汤寅去直埠，通过日本佬封锁的铁路线时，突然前方来了2个背长枪的伪兵。我暗示汤寅小便，简单地商量对策。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举枪盘问，并准备过来搜身检查。因我俩身上都藏有“短家伙”，就乘其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转到他俩身后掏出短枪说：‘不许动！我们是游击队，把枪放下’伪兵听到游击队三字，吓得发抖，老老实实到把枪放下了。我们命令：‘朝前走，饶你俩狗命’，敌人很听话，我们就这样缴来了二支三八步枪……”我屏息听得出神。他讲完后，突然问我：“如果是你碰到敌人，你有胆量这样做吗？”我被他问得红了脸，说：“我胆是有的，不过没有你们那样机敏。”马青笑笑说：“好，有胆就行。”

1943年冬，马青就要我去姚公埠担负向盐行征收革命经费的任务，受毛奇同志领导。从此，我踏上了革命的征途。以后又要我去灰埠肥皂厂担任采购员，属骆子桢同志领导。接着马青同志指派我去杭州，与骆子桢配合，冒险到敌浙江保安司令部军械库，通过刑警中队长傅乃理（尚山头人）购得驳壳枪、冲锋枪以及子弹数万发，然后会同湄池的傅顺舟安全地送至诸北邵家埠。不久又被派去上海秘密采购一台大明油印机，以供简讯社印刷宣传品的需要。1949年春，派我去杭州购买一批军用力士鞋。当运送到南星桥时，被国民党警卫中队王水囡扣下了。马青同志得知后，立即通知在杭的骆子桢同志，要他设法买通王水囡。几经周折，终于运送到部队。上述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在马青同志亲自周密安排下进行的。同时，也依靠许多同情革命的乡贤协力帮助能完成的。

深情厚谊

1945年5月，我们村前龙头山上的碉堡里，还盘踞着日军的一个班。就在这碉堡脚下，邵鸣同志由于辛苦过度，提前分娩了，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小马红亮。当时，马青同志因革命需要，不能回来照料邵鸣，也不能回来看一看、摸一摸自己的亲骨肉。处在国共关系紧张和当地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邵鸣同志因担任着我军后方医院院长，虽在坐月中，还得坚持工作。医院同志秘密送来药物给邵院长，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当前缺衣少药，拿回去给伤病员要紧。”她还叫我将小红亮的胎盘送给西斗门的汤伯鑫同志。她说：“伯鑫同志为革命辛劳成疾，在家休养不能公开治疗，处境十分困难。这胎盘系高蛋白，或许对他身体有好处。”当我送到伯鑫手中时，他感动地热泪盈眶，要我回去代他致谢，说：“我身体好一点会去看她的，请他也安心休养。”这样同志间的阶级友爱，互相关心的革命情谊，真是感人肺腑。

宁死不招

1945年9月底，主力奉命北撤。国民党直埠区长杨威，带兵来大孤山清乡，要我们叫出马青之子小红亮。幸亏小红亮早已转移，因此查抄无着。结果敌人将我爹捆去严刑逼供。我爹视死如归，不吐一句。杨威恼羞成怒，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窜进我爹的小肚，拖出了肚肠。马青同志闻讯，亲率部队来我家，眼见我爹躺在门板上，他立即俯在我爹身边，说：“马青来了。”我爹睁眼看到是马青，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只讲了一句“小马好吗？”马青立即将我爹转移，火速送到汤伯熊医生处抢救，终于脱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