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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毋庸展览年青一代的幸运,因为大多数人早己对“幸运”二字麻木了,我们没能赶上战争的洗礼,或许我们更应该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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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前,李敖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七十一岁的时候,他还能“戴面具,喷瓦斯,‘秀裸照’,阻军购”,如此“文化狂人”,中国历史上有几个。
在他身上,我看到一点:文化无法与政治抗衡,但是人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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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种学术再无争论的必要的时候,这种学术也将再无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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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骂共[chan*]党?我敢肯定地说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今国人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并且这种敏感性将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共[chan*]党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这只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转变,时评家所看到的腐败,社会学家所看到的贫富差距,流言家所看到的混乱是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都存在的。
台湾的一位朋友说:你们大陆人没种,你们没人敢骂共[chan*]党。他错了,一个政党的错误,往往是从个人的错误开始的,我们无权拿个人的劣迹去抹杀整个团队的功绩。而且骂不骂党,与有没有种是全没关系的,至少我还认为台湾和大陆中最接近的物种。
历史将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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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能够活到五百年或者一千年以后,我们将看到另一部历史,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全然不同的历史,在各个领域中的各个历史人物将被重新定位,因为每一个时代所推崇的思想与精神是不同的,所以我不敢肯定鲁迅在哪时是否还能受人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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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失去思考的能力,并且在穿着和食物上往回走之后,只需加上一个爬树的本领,就将回到我们老祖宗――猿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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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日我与董事长去他一老乡的饭馆吃饭,董事长叫了一份土豆肉丝,我叫了一份青椒肉丝,店主炒好后端上来,土豆丝炒得分明,青椒丝炒得模糊。
第二日我一人再去,也叫份土豆肉丝,店主端上来后,我发现炒得跟昨日的青椒肉丝并无二样,于是我知道,菜也有了一种身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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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在评价钱钟书的时候说:没有《围城》,钱钟书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将薄如一张纸。
那么如果没有宗教为依托,《圣经》也将形同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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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内心潜伏着一种最大的“大同思想”,即希望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的思想,自己却无法承认别人的思想,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些大哲学家在内。然而在我们自我陶醉地以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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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之所以选择包二奶,而不选择夜夜找不同的“小姐”,并不是因为他们怕被性病传染,他们对性病早就有了“免疫力”,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表示自己在另一个层面上的专注,因为他们虽然没在同一棵树上吊死,但在却被牢牢地拴在第二棵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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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现象是这样的:在名利的驱使下进行追求,在金钱的包裹下进行宣传,在思维的断章里进行摸索,在太阳底下成为尼采,但在失却之后才选择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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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上的皱纹本与岁月无关,但人们总是习以为常地归罪于它;脚底的力量与道路无关,但人们总在感叹路的崎岖。我们缺少的正是“压不断脊梁,就撑得起整片天”的气概。
意气风华的时候,我的一只脚踏进长江,另一只脚跨进黄河,头顶日月星晨,肩负“三山五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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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写杂文,并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同时表现出“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我喜欢那种用匕首刺进罪恶心脏瞬间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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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与邪自古至今都在闹分家,却没有一次成功过,因为它们都是互相的衍生物,正如善恶美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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