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乐

文革初期，全国文艺就是那九部“样板戏”，几部文学作品。一段顺口溜概括了当时文化的枯燥和单调：中国电影是新闻简报；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朝鲜电影是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明其妙。

在农村，尤其是在山区，一个月也看不到一次电影。唯一能够听到的是舌簧喇叭里公社广播站转播的节目，晚上七点半至九点。扑克属于赌具；象棋是“四旧”；军棋等级森严，当然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啦，商店里面根本没有卖。电灯是个稀罕物，公社都没有，县城里只能晚上七点至十二点供电。手摇电话只安装到大队（如今的村委会）部，一根电话线还是连接几个大队，需要听响几声才知道是不是要自己的来电，摇半天还不一定能接得通。

点灯的煤油凭户口本每人每月供应二两。傍晚，远观山村炊烟渺渺，鸡鸣犬叫。入夜，整个村庄是一片漆黑，不近村庄不知有人烟。吃过晚饭做完家务，夏天里，妇女们就坐在屋前小院纳凉，话题免不了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男人们则三三两两跑到晒谷场边或者村口草地聊天，主要内容是回忆过去吃过的好东西和鬼神笑话。国家大事、政治斗争离他们太遥远了。

我作为知青，在生产队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尽管年纪不大，见过的世面要比他们多，更不甘如此寂寞。玩法自然比社员们多，尽管条件差，也知道因地制宜找乐子。主要是：

我下来带有口琴一把，在利用竹子、蛇皮自己制作二胡和笛子，使用口琴调音。自制的二胡、笛子尽管音质不佳　，也可以自娱自乐。只要我玩起乐器，村里的年轻人自然就凑拢过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演奏的曲目肯定是革命“样板戏”了。我喜欢的二胡曲《赛马》是不能拉的，可拉起《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xi]》也另有一番风味。

农闲的时候，附近的知青们喜欢互相走动。大家凑在一起，跑到小河边、树林里，唱起了过去自己喜欢的歌曲。如《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玫花儿开》、《红河谷》、《一条小路》等。大家最喜欢唱的是流行全国的《南京知青之歌》，我记得歌词是这样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飘荡，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家乡。啊～～～，长虹般的大桥高耸云霄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屹立在我的故乡”。同时，大家还互相传递不知道从那来的手抄本，什么《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蓝色档案》、《梅花党》、《绿色尸体》等等。这些歌曲和“手抄本”，在当时都属于“封资修”和“反动”的东西，被发现了就会受到严厉的批斗的，可在知青中却流传甚广。以上手抄本在文革结束后都拍成影视剧了。

还有就是县里的电影队　下来在“支农”，主要是巡回各大队放电影。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这些电影大家不知道看n次了，里面人物的对话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　呼朋邀友　，跑十几里山路去观看。不为别的，年轻人借此可以亲朋好友见面，就图个热闹和高兴。

最能吸引人的是农村人自己的文艺演出了。自“九·一三”林彪集团垮台后，文化领域的禁锢多少有些松动　。大队、公社的业余宣传队也不是单纯的演“样板戏”了，提倡“自编自演”小节目宣传好人好事。

可能是我比较有点文艺细胞吧，大队、公社　创作组都让我参加（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我不负众望，也编出了十几个短小的剧本，运用什么“三句半”、女声小组唱等形式演出。可长一点的剧本就难办了，套用样板戏的唱腔群众不喜欢，演员们也觉得别扭。在与乡亲们长期的交流中，我发现一些民间小调很受欢迎，如“渔鼓”――一种敲击蒙皮竹筒进行说唱的形式；“零零咯”――一种由古代乞丐乞讨时的呤唱演变而来的形式；最受欢迎的是“彩调”――一种有多种唱腔的、使用锣鼓、弦子（京胡）伴奏的民间剧种，适应表演短小精悍的节目。广西彩调剧《刘三姐》就是这种艺术，电影《刘三姐》中的唱腔，是作曲家雷振邦改编彩调而成的。

在公社的“文艺汇演”上套用彩调演出一炮打响，各生产队在文革前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演出队的，逢年过节互相拜年唱大戏。既然公社文艺汇演可以唱，当然下面也能演唱了，可内容必须是革命的。晚上，附近生产队纷纷邀请我去指导，我也来者不拒，这样认识了不少男女青年朋友，自然而然我也成为女青年所注目的对象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