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贪污大哥大

贪污腐败是今天的中国最大也最具危险性的社会问题。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近二十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贪污腐败的步伐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步伐。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朝代都繁荣富庶；但因腐败登峰造极的缘故，中国社会也成为历史上最缺乏公正的社会，官吏和平民的矛盾日益不可调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代中国的贪污腐败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

以前贪污万元便是大案要案，不鎯铛入狱也要撤职记大过；贪污百万便是巨贪，不枪毙也要判个无期；今天的贪污犯则多是“大哥大”式的人物，动辄贪污千万甚至上亿。一个贫困县的一把手在三年任期内贪污千万以上的巨款，包养一个又一个的情妇已不算什么新闻了，他不就是个七品芝麻官吗？七品以上的大官贪污的胃口更是水涨船高：广东中银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贪污40亿；广东中山市实业发展公司原负责人陈满雄4·2亿；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原宣传部长张宗海2亿；湖北省政府驻港办事处原主任金鉴培1·88亿；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诸时健1·8亿；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1·6亿；今年落网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1·6亿；还有最近被“双轨”的上海原社保局局长祝均一涉嫌非法动用社保基金32亿……这个世道真的有点邪乎了。

中国老百姓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竭，他们说起腐败没什么高深理论，也没什么精确数据，但极为朴实形象。民间有一家喻户晓的经典“段子”：“如果把中国所有局以上干部统统枪毙，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的。”

近几年一个又一个的巨贪纷纷落网，说明中央反贪反腐的决心不可谓不坚，措施不可谓不得力，连传统“刑不上大夫”的古训也抛在一边了。可反腐的效果微乎其微，当越来越多的贪官被押上断头台时，贪污腐败反而呈现出逾演逾烈的趋势。

为什么“硕鼠”越打越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官吏任免机制出了问题。

我国传统的官吏任免机制是“单向负责制”，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官职的升降任免由上司来决定，这样官吏只需赢得上司的好感就可官运亨通，至于下属和人民的意见就无关紧要了。对于一个和上司没有经常性接触且没有亲属或同学背景的官员来说，赢得上司好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送钱和贵重礼品，同时点头哈腰好话说尽永远不对上司说“不”。官吏个人的合法收入有限，为了筹集向上司“行贿”和挥霍享受的那笔钱就得向下“索贿”和以权谋私，把手中的权力和“官帽子”当成商品。为了平复向上司卑躬屈膝造成的心理失衡，官吏也会乐意任用并提拔那些勇于拍自己马屁的下属。凡是善于揣摩上意好话说尽不愿表达不同意见的下属都是没有任何原则和良知的卑劣之徒，这样的人滓走上权力岗位后除了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吃喝玩乐外没什么真本事，也难得干一件正经事，于是一个广大且利害相关的贪污网就在全国建立起来了。当然在传统官场中也有部分坚守良知富有能力且勇于负责的“清官”，但在贪污受贿成为主流的官场里，这样的“清官”大多没有什么好结果，不是被鸡蛋里挑骨头找错撤职就是长期不得升迁，极个别的“清官”被提拔重用则是“极大的偶然”而非“必然”在起作用。在一个缺乏公平且法律具有相当大伸缩性的社会里，在官场这种是非之地，上司要想诚心找你的错应该是天底下最最容易的事情。这就象在一个“森林法”很少起作用的深山老林里，几乎各家各户都有在冬季上山吹树生火取暖的习俗，但如果选定一个山民实施“森林法”，他就得被有理有据义正辞严关进监狱，尽管这个山民也许只砍了一棵微不足道的小树，其他山民则砍下了成片的参天大树……在“贪官”官运亨通而“清官”仕途多桀的社会里，根据人类趋吉避凶的天性，官吏就会纷纷向贪官看齐，于是贪污腐败进入恶性循环并逾演逾烈。

在当今这种人事机制下，如果我是一个县官，如果我一无匡时济世之志二无造福苍生的高贵情操（这样的圣人只是凤毛麟角），那么升官就是我的主要奋斗目标。要想顺利地升为市官或省官，我就得设法赢得上司的好感；如果上司也不是凤毛麟角式的圣人（圣人式的上司少之又少），为了赢得上司的好感，我就得厚着脸皮拍马屁和变着法子行贿；为了筹集那笔足以赢得上司深刻印象的巨额贿赂，我就得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多方伸手要钱，最有效的捞钱途径就是把官帽子当成商品出卖，大兴土木以捞取工程回扣……在行贿拍马屁的同时，为了给上司提供一些在上面为你说话的“硬件”，我还要制造一些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以体现自己富有能力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许我执政的那个县会因此群情激愤怨声载道，但对我的仕途影响不大，因为人民既不能降我的官也不能罢我的官，就算他们干出联名上访的出格事，只要上司对我依旧有“好感”，我就会象弹棉花一样“越弹越升”。我个人也许偶尔会因良心发现在当地干几件为人民服务的“好事”，但这样的好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前提是不能对我的升迁有任何负面影响，一旦影响我升官发财就会马上停止“为人民服务”，而升官发财与“为人民服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背道而驰的。

今天的中国施加给政务官身上的必要监督制约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少。封建中国虽然是帝王的家天下，但帝王为了自己的江山永固，一方面要网络人才俊杰来保家卫国；另一方面会设置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谏官（御史大夫之类）来随时纠察皇帝和百官的过失（品行不端和行政失误）。历史上最腐败的杨广王朝（隋炀帝）也经常会出现大臣在大庭广众之下据理力争敢于向皇帝说不的场面！今天你看到哪个下属在众人面前指斥能够决定他生死或政治命运的上司的过失吗？科举考试虽然有许多弊端，但客观上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智商远远高于平民阶层，智商高的人贪污的动机比普通人要小得多，因为他们的眼界比普通人更高远。今天的官员虽然也都有大学文凭，很多还是“硕士”或“博士”，但这些文凭里究竟含有多少“水份”只有研究生官员自己知道，和历史上的“进士”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时期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一个又一个的“清查”也对官员的心理有很大的震慑作用，因为“恐惧”被“揭发”、“反省”和“打倒”而大大减少了腐败的动机。那个时期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对相当多的官员有很大的感召力，为主义献身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腐化享乐的动力，因此腐败的程度也比今天好得多。今天是一无信仰的力量二无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手段，腐败的规模也因此象深秋的野火一样滋长蔓延。

那些被处极刑的大贪官上刑场的景象应该是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极大讽刺：凡是看过《红岩》和《刑场上的婚礼》的中国人都被许云峰、江姐、陈铁军等革命烈士雄纠纠气昂昂奔赴刑场的英雄气概感动过；今天的贪官上刑场的派头又何曾不是昂首挺胸视死如归呢？出现这种反常景观的原因有四：一是贪官的综合素质低下，既不知道反省也不知道忏悔，犯了再大的罪恶也会在心理上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二是认为自己贪污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不贪污就无法在官场体面风光地混下去，要错也是制度出了问题，责任不在他一人；三是尽管自己的贪污腐败属实，但问题比他更大的贪官还照样坐在高位上，有的还在升官，仅判他一个人死刑不公平；四是他一人虽然倒下去，但一家人却站了起来（烈士就义的价值是：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他为自己的子孙聚敛了可能坐吃几代的巨额财富，自己也风光享受够了，现在死了值得！够本！

在欧美等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官员大多是人民的真“公仆”，贪污腐败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多数官员在任上都能两袖清风尽职尽责。之所以如此并非欧美的官员比我国的官员天性善良灵魂高贵，而是严密科学的人事体制没有给腐败留下任何空间。美国的官吏任免机制是“双向负责制”，既对上负责也对下负责，其中主要是对人民负责，这样官员只要赢得人民的好感就可顺利升迁，要想赢得人民的好感就得“不贪不占不推卸责任”和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正因为人民的意志决定官吏的升迁，所以在美国才会出现布什总统去某市视察没有任何市政官员陪同，自己掏钱吃饭住宿等在中国视为“天方夜潭”式的“怪现象”。因为那个市长是市民选举出来的，布什既不能降他的官也不能升他的官。成开杰之流的大贪官在英美等国也许会成为“清官”，除非他不想吃公务这碗饭或成心和自己过不去，一旦腐败渎职就会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

如果不对我们的人事体制作出大刀阔斧的改革，我国的反贪反腐就只能停留在扬汤止沸的状态，腐败分子前赴后继，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站起来！就算动用明王明时期的“剥皮”惨刑（朱元璋在各州县都设有专门惩处贪官的剥皮亭，官员贪污几十两银子就被“剥皮”）也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土壤。

二、赌博大流感

2006年秋天，我们北方邻国俄罗斯的强势总统普京公开向俄罗斯的赌博业宣战。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普京已经向国会提出法案，准备对俄罗斯的赌博业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大手术”。该法案规定，目前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中心的大中型赌场将被陆续关闭或被迁移到少数几个远离居民区的指定地点，而小型的赌博器械和场所也将面临严格的监管。新的《赌博法》还规定，外国自然人或者外国公司都无权在俄罗斯经营赌场，俄罗斯各级政府部门更不得从事、参与赌场的经营……

普京之所以下决心狠刹俄罗斯的赌博风，原因是俄罗斯自2002年以来赌博业异军突起，仅莫斯科的赌场数量就在四年时间内增长了60%，目前有56个大型赌场，2000多个从事赌博活动的营业厅，有近四分之一的市民参加过各类赌博活动。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赌徒已经成为俄罗斯赌场的重要客源。为了吸引中国人，不少赌场专门制作了中文指示牌，甚至把中餐也搬进赌场,很多同胞在俄一掷千金将家底输得精光。中国人在外国各行业常常受到歧视和排挤，俄罗斯更是公开驱逐中国劳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各国赌场都热烈欢迎中国人，俄罗斯赌场更把中国人视为“天之骄子”？

俄罗斯的赌博风严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文明进步，按普京的话说赌博业造成“巨大的、严重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但和我国的赌博风比起来俄罗斯应该是小巫见大巫。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常驻居民只有十万人，但从事赌博活动的营业场所（主要是麻将馆）最保守的估计也在六百家以上，相当于俄罗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三分之一；2002年以来赌场数量翻了几番，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年人都参加过各类赌博活动，近四分之三的成年人把赌牌作为主要的业余消遣，同比远远高于莫斯科。与赌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城市的成年人几乎不看书，绝大多数成年人一年到头一本书也不看。

今天的中国社会就象患上了“赌博大流感”，赌博风从通都大邑蔓延到偏远的乡村，全民上阵搓麻将，斗地主、买彩票……除了边疆少数几个主要由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外，全国各地到外都能听到麻将的哗哗声和市民交流彩票中奖的嘘唏声。

我们那座城市上世纪赌博的参与者还主要是男人，新世纪女人也纷纷上阵，并很快代替男人成为赌博的主力军，不仅无业女子嗜赌如命，那些有相当教养和良好背景的白领女士也大批涌入赌馆。文教卫生行业的白领女士都是体面的知识分子，可难得找到一个不嗜赌的女教师和女护士。当女人大批迷恋赌博，白领女士也纷纷卷入其中时，这个社会就已处在悬崖边缘了，如不及时喝止就有可能坠入万丈深渊。

近几年小城经常发生一些与赌博相关的轰动性案件，每年都有几十名女士（很多为白领女士）欠下了大额黑社会经营的高利贷，为逃避黑霸债主的身心残害抛家别子远逃他乡，或在黑社会的威逼下卖淫贩毒（详情见《赌城轶事》）。

中国人不仅在国内嗜赌成癖，有条件的大款还去境外大赌豪赌。在中国人容易去的地方，哪里有赌场哪里就少不了中国赌徒。澳门回归后，赌博业反而比殖民地时期繁荣很多，因为大量的中国人涌向那里大把大把地输钱。内地人去澳门旅行，首先想去的地方就是那里的赌场，不去赌场体验一下就象没去澳门似的。我从澳门回来时，朋友首先问我澳门赌场的情形，我说不知道因为我没去赌场，对方马上反问“那你去澳门干吗？”缅甸人在中甸边境开设了很多赌馆，中国人是最受欢迎的“大人物”，缅甸人则不准入内。针对中国人开设的赌场提供的巨额税收已成为该国的重要财源。

因为国人的嗜赌的缘故，周边国家纷纷开设专门针对中国赌徒的赌场。俄罗斯、缅甸、越南、港澳以及新马泰，只要有赌场，你进去看到的就是中国人多。大贪官们在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的报道屡见不鲜，沈阳“慕马案”就是因在澳门赌博被发现的。我国的周边国家现在大建赌场，形成了庞大的网络。据国外研究机构统计，我国边境赌博网每年正吞噬着亚洲国家约140亿美元（合人民币1100亿元）的资金；201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30亿美元。为了抢占中国人赌博这块大蛋糕，许多原来禁赌的周边国家也在考虑修改法令，解除禁赌令。有媒体惊呼这张网络每年正将巨额资金如抽水机般从中国抽走。

国人因何如此痴迷赌博呢？

一是国人天性懒惰，不愿付出艰苦的努力去开拓进取，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陷饼，赌博赢钱则是天上掉馅饼的最好途径。

二是国人对金钱的过分热爱，凡是与金钱不粘边的游戏都不容易调动起国人的持久热情。琴棋书画体育健身虽然能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但因为不来钱就缺少吸引力，远不如麻将、扑克牌之类既能消磨时光又有赢钱希望的游戏更能迎合国人的脾胃。

三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机会”对大多数人还未完全开放，人们在八小时之外难得找到正经事做，很多地方的政府又没有为健康的业余生活提供行之有效的引导，赌场则投其所好提供优质的服务。既然不能通过正经营生挣钱和消遣，就去赌场赢钱和“过把瘾”吧。

四是近几年国企职工大批下岗，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在短期内难以再就业，部分地区政府也没给下岗职工提供有效的就业保护，在家里闲得没事就只好去赌钱。一位下岗工人的话很经典：“我若去开店作生意，一开门就有几十个部门伸手要钱；我打麻将没人管，当然只好赌牌赢钱了。就算赌博输了钱也是愿打愿挨，总比还没赚上一分钱就被管理部门强行勒索几千几万要好受些！”

…………

赌博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封建中国就有“盗窃出于赌博、命案出于奸情”一说，社会上很多刑事案件就是因赌博引发的。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赌博危害更为严重，是产生腐败的一大根源。公职人员赌博一部分是为了娱乐赢钱，一部分是为了受贿捞钱，上级机关来人要陪，要联络感情，是一种隐蔽行贿的方法。赌博输了钱，那里来？就只有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或挪用公款，至于到境外去赌博的贪官绝大部分是挪用的巨额公款。建国以来的党纪政纪早就规定严禁赌博，法律也禁止赌博。为什么整个社会赌博风日盛，说明我们的社会风尚正在发生悲剧性的下滑，人们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这种变化也必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独善其身者毕竟是少数。

人们的价值取向变化就是一切向钱看，这与“笑贫不笑娼”是一个道理。你只要有钱，不管钱是怎么来的，哪怕用最下流的职业赚来的，也没有干净与龌龊之分。有的民营企业老板发财了，部分地方就出台政策要赦免他的“原罪”，他们资本的原始积累很可能是偷税漏税或是借改革之机把国有资产“流失”进自己的帐户。你有了钱，到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去投资，当地招商引资的几个一把手会围着你的屁股转，还公开出台文件不得干预外商的“私生活”，不是有个老板嫖娼被抓，县委书记要公安局长唱“都是我的错”给他道歉吗？这些正反两方面的“典型”起了有害的示范和引导作用，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目前社会上崇尚金钱，捞得到钱的就是有本事，赌博是最为“多、快、好、省”的捞钱门路，人们当然就不会以赌博为耻。

当国人把富余精力和聪明才智用于赌博时，对国家民族有益的工作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之付出心血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就会停止甚至倒退，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

人们的行为首先是由道德规范约束的，然后才是纪律、法律规范的约束。当有很多人不以赌博为耻，赌博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时，纪律、法律制裁得了吗？这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所以要刹住我国的赌博风，首先要矫正国人的价值取向，从端正与之相关联的整个社会风气入手，从所有的政策取向一致入手。当人们都以赌博为耻之时，赌博就成了见不得人的游戏，只能被极少数社会人滓在阴暗角落偷偷摸摸地“过把瘾”。

三、网络游戏大放送

因为是单亲家庭的缘故,我得以不受干扰用自己的价值取向来训导我的儿子,说得明白点就是用西方文明国家教育子女的方式来引导他健康成长,在他的主流价值观里植入勤奋、肯吃苦、自律、关爱他人、注重公德、懂得珍惜、勇敢但不霸道、富有感恩之心，在犯下错误时勇于忏悔等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结果我的儿子在同龄孩子中脱颖而出，拥有在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小皇帝”所不具备的优良习性：不吃零食，不浪费粮食，不乱丢垃圾，不乱花一分钱，从八岁开始就自己洗衣做饭拖地板，无论学习任务多重都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作”，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我经常去远方旅行探险，一去就是十天半月甚至一月，儿子从七岁开始每年都要独自一人在家呆上两个月，可每次远行回来都发现儿子的生活学习没有因为我的不在家而受到任何影响。我的朋友来家造访，儿子不用吩咐就会主动为客人沏上一杯茶，经常把因“小皇帝”不听话而烦恼的友人感动得到处为儿子唱赞歌，周末还纷纷把自己家的宝贝带到我家来接受教育。我也为自己拥有一个如此聪明早熟的儿子深感自豪。

儿子在十四岁那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但也在那一年儿子的人生出了大问题。

一次长途旅行归来，到家后儿子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要钱。我在出门时给了儿子一个月的生活费，怎么二十天不到钱就花光了呢？先前一个月的生活费儿子最少也要维持四十天。但一想起高中阶段可能有些意想不到的开销，我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他。那天晚上儿子说班上的一个住读生要他辅导作业，下晚自习后他就不回家了，和同学一起住在学生宿舍里。第二天晚上儿子回家了，但次日早上五点就起了床。那时正值冬季，学生例行起床时间是六点一刻。心里虽然有点疑惑，但想起儿子进了高中，学习比先前刻苦些也在情理之中。第四天早上儿子四点就起了床；第五天凌晨三点我上卫生间，发现儿子房间是空的，这才发现有点不对劲。这么早学校的大门应该还没开，儿子怎么进教室呢？

我穿好衣服赶往那所重点中学，发现校园的铁门上了锁，从外面看教学楼没有任何窗口亮着灯，儿子没去教室显然是肯定的。那么儿子去哪里了？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早恋和女同学幽会；二是去网吧上网？但去网吧上网的可能性更大些。

我走访了校园周边的偏街小巷，发现每条街巷都有几家网吧在通宵营业，里面清一色是在校中学生，每个网吧40至100人不等。当我走访到第10家网吧时，发现儿子正聚精会神地坐在电脑屏幕前玩枪战游戏。儿子玩得如此全神贯注，直到我走到他身边拍了他两下肩膀后才肯抬头看我一眼……

那天儿子向我坦白了一切：在我出门的第三天，他在同学的鼓动下怀着好奇之心来网吧“长见识”，在同学的指导下玩了几局网络游戏就不自主地迷上了，以后每天都要挤时间来玩两个小时，时间多半在晚自习后，一周不到就难以自拔，这时想缩手已经身不由己了。每次从网吧出来后都后悔得要命，发誓不再跨进网吧一步，可第二天下晚自习后仍鬼使神差地坐到了电脑桌旁。开始每天只玩两个小时，一周过后则经常通宵达旦地在电脑屏幕前“搏杀”，白天则坐在教室里睡大觉。我回家的那天他说为同学辅导作业，其实就是去网吧玩了个通宵。他知道不可能每天晚上都不回家，就在早上提前起床去网吧“过把瘾”。他也知道我迟早会发现他的“鬼把戏”，但他已控制不了自己，为了玩游戏顾不得许多了，也就是成人所说的“豁出去了”。

我发现儿子已经中了网络游戏的“毒”，不顾后果则是成瘾的表现，就象吸毒成瘾一样。到了这个地步用温和理性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动用非常手段“强制戒毒”。为了拯救这个各方面曾经很优异的少年，我流着眼泪关了儿子的“禁闭”……

我费了相当大的心力才把儿子从网络游戏中拉出来，今天他又能象正常人那样学习生活了。戒毒虽然成功了，但儿子的身心已遭受了相当大的伤害。伤口虽然愈合了，但疤痕犹在，今天的儿子虽然依旧表现优异，但已不是先前那个儿子了，曾经澄澈如水的眼睛蒙上了他这个年龄段不应该有的“沧桑”。

一个在健康环境中长大的少年差一点就毁于网络游戏，可见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危害之大！

那所重点中学周边有十多家网吧，按每家50名学生计算，每晚就有500多名中学生在通宵达旦地玩网络游戏。那所重点高中只有三千多名学生，也就是说有近六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迷恋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这个比例够吓人的了。重点中学的学生尚且如此，普通中学迷恋网络游戏的学生应该远远高于六分之一的比例。如此多的青年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说明网络游戏正日益成为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头号“杀手”，并进而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不仅青少年痴迷于网络游戏，有条件上网的白领职员和机关公职人员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其中。这些人八小时之外迷恋赌博，工作时间则坐在办公室玩网络游戏。有天我去本市近20个机关送请柬，发现每个机关都有工作人员坐在办公桌前玩“连连看”。办公时间不能公开赌博，就借网络游戏来打磨时光了。

网络游戏之所以在我国泛滥成灾，最根本的原因是某些地方政府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缺少责任心，没有对网吧进行严格的规范，为了“钱”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上班族在办公室痴迷于网络游戏则是人浮于事和成人不思进取的表现。

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官员贪污受贿；越来越多的平民嗜赌如命；越来越多的青少年痴迷于网络游戏……这是一个多么悲剧性的社会景观！如此糟糕的社会风气如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中华文明将要面临空前的灾难，无论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多么乐观，哪怕每年取得百分之百的经济增长率，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准也会加速度地下滑。一个文明大倒退的民族就算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果，其实质也是建筑在沙堆上的摩天大楼，在一个早上醒来时轰然倒塌……

二00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