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住在西安半坡。它位于浐河的东岸。西边紧挨着“半引”路。它是半坡到引镇这条公路的简称。沿着这条公路往北不到三百米，便是世界闻名的“半坡母系社会遗址博物馆”。记得小时候，经常到博物馆玩。那时的门票是三分钱。我们对那里非常熟悉。进里边玩，从不买门票。我们的门票就是一把扫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非常欢迎我们。因为那是我们学雷锋小组，在进行打扫博物馆卫生的义务活动。后来，即使是不拿扫帚，看门的工作人员也从不跟我们要门票，知道我们买不起票，也知道我们不是去大厅里看展品的。

从博物馆里，我了解到，七千多年以前，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森林茂密，各种动物成群结队，是耕种，狩猎的好地方。要不，我们的祖先也不会把家园选定在这里。

那里的展品我们早已不希罕，但是，那里的石榴树却使我们非常好奇的，那些石榴树并不结石榴，而是它能开出的五颜六色的石榴花让我们惊奇不已，有白色的，有金黄色的，有鹅黄色的，有翠绿色的，有火红色的，有深红色的。我们经常折一支布满长刺的皂角枝，把各色颜色的石榴花插在同一棵皂角枝的尖刺上，模仿童话故事里的七色花。那艳丽多彩的石榴花象是搪瓷制作的工艺品，漂亮极了。用手摸摸，就像是玉石一样温润光泽。

八十年代时，门票已是五角。我们清晨到博物馆锻炼，还是不要门票。那里的绒线树一开花，顿时满院芬芳，一片片的绯红，象是天堂里的彩云。后来不久，里边搞起性知识之类的各种展览。门票不断上涨，我们也不能免费进去晨练了。直到九十年代末，门票涨到二十元。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

我们小伙伴也经常到浐河边玩。沿着田间小路到河边去，只有七八分钟的路。浐河发源于秦岭中段的终南山北麓。听说，过去的浐河一年四季都水量丰沛。后来，五八年在鲸鱼沟的山里建起了红旗水库。截水灌溉，浐河也就只有到了雨季水库放水时，才会看到它原来的面貌。这时，它约有一百五十多米宽。平时，只有七八十米，中间会露出一条条狭长的沙洲。那时的水清澈极了，你可以清晰的看清水底下的一切。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可以不夸张的说。同等的距离，浐河水下的东西，比放在地上的东西看得还请楚。你站到齐膝的水里，无论你怎么用脚在铺满细纱的河底搅动，那水一点都不会浑浊，永远是清澈的。所以，浐河的主河道里，没有大的鱼，小鱼也很少。现在知道是为什么了。因为有太多的双规干部和在职干部，都为自己辩解：“水至清则无鱼”。这些领导干部的智商太厉害了。这可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这话若逆向推理，进行反证的话。就是说“要想有鱼，就必须使水浑”。果然，和浐河主水道并行的排洪沟，以及周围的水渠里，水是比较浑的。确有着丰富的“鱼类资源”。

胆大一些的伙伴，敢走到河的西边。那里的河底是圆润光滑的鹅卵石，它们以不同的大小规格在河床上划分着自己的领地。

浐河的西岸是陡峭的石壁，东岸则是四五十米宽的奶白色沙滩，沙子非常洁净，在沙滩上挖一个半尺深的小坑，坑里就会渗出一汪清澈的水，永远也舀不干。

沙滩外是一条大鹅卵石石滩，紧挨着大堤基部。最宽的地方有十多米，也是堤下的道路。河堤外的斜坡很高很长，低处长满了不怕水涝的各种灌木，高处，则是成行成片的垂柳。大堤内的斜坡比较低，也比较短，却是清一色的垂柳。沿着河堤，一望无际的向两边延伸着。

堤内，是水渠纵横交错的蔬菜地，菜地里有我们向往的西红柿和黄瓜。这里的西红柿又大又甜，金红色的多汁，粉红色的多肉，金黄色的甘甜微酸。黄瓜则是又长又嫩。这里的蔬菜在我们这个地区享有名列前茅的名声。

水渠里，有我们喜欢的青蛙、泥鳅、小鱼。田埂和渠边，有茂盛繁多的各种野菜。春季，这里是我们挖野菜的圣地。它使我们度过饥荒。那时，这里也是是蟾蜍繁殖的季节。成群的蟾蜍在这里聚集，最多时可达上万只。有人见过脸盆大小的蟾蜍，而我见过最大的蟾蜍仅有我当时背的书包那么大。我总是离它们远远的。因为过去，曾有过几个调皮的小学生，把一只大的蟾蜍捉住，用报纸点上火烤，那只大蟾蜍被烤的浑身泛白，象是覆满了一层白霜，而那几个小学生则呆呆的僵硬在那里，说不出话，也动不了。最后被路过的农民救起，听说到医院治疗了很久，命是保住了，可仍然是傻呆呆的。

我们也在这里放风筝。我们自己制作各式各样的风筝。飞的最高，做的最逼真，最有新意的风筝会给主人带来羡慕的眼光和赞誉。我们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比赛制作飞机样式的风筝。飞得高的便被画上镰刀斧头和五角星。飞不高或栽跟头的，就被画上德国法西斯的符号和日本膏药旗。

夏秋时节，我们变成了渔夫，这里的水渠是我们的最爱，可惜的是这里的农民不许我们捉青蛙，泥鳅和小鱼。他们自己要捉了拿去卖。我们只能偷偷的捉到很少一点就赶紧返回，倘若是丰收了，往往难逃在返家的路上，被他们统统没收的厄运。但是钓鱼摸泥鳅的乐趣还是让我们乐此不疲。后来，我们发现了十几里以外的灞河“渔场”。那里的鱼虾螃蟹黄鳝比这里多得多，且是自由世界。于是，浐河就成了只是我们玩乐的场所，而灞河才是我们劳动收获的地方。

暑假，这里则是我们最愉快的游乐场所，在这里摸螃蟹，钓鱼，捉蚱蜢，捉蝈蝈，恋蜻蜓。恋蜻蜓就是把一个先捉到的雌蜻蜓用线绑上，线的另一端绑在小棍的一头，拿着小棍的另一头来回摇动，让被邦的蜻蜓在空中飘动，像是在飞，于是就招引来许多雄蜻蜓的追逐。这时的雄蜻蜓非常好捉，用一顶帽子，就可以轻易捕到。在这里我们常常玩得废寝忘食，沉迷忘返。当时有诗为证“鱼多螃蟹肥，嬉戏好时节，时光无限好，只是近开学。”

我的童年就是在这里年年如此的度过的。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再次前往浐河，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农民开始在这里挖沙。沿着河岸，一家挨一家的挖沙场，很快乳白色的沙滩就没了，挖沙的场地开始向河中蔓延，同时，也向河堤和堤内的菜地扩展。九十年代初。这里的沙挖完了，沙源枯竭了。这里又开发出垃圾倾倒场，收入颇丰。后来，倒垃圾被制止，又租给许多私人做屠宰场。于是，这里的荒滩上，到处都是动物的残骨废皮，浊毛污血。恶臭无比。真正的臭气熏天。若说它顶风能臭四十里。一点都不夸张。尤其是到了夏季。苍蝇成群成堆，一但受到惊吓。苍蝇飞起来的嗡嗡声，如同上万台轰鸣的马达。黑压压的一片，遮天蔽日，十分可怕。

大部份的村干部和部分农民不种地了，但富起来了。可以看到村里的农民成天在一起打麻将，聊天。非常的闲暇。这里的蔬菜也从此臭名昭著。因为是用污水浇灌的。西红柿长得奇形怪状，味道极其怪异。黄瓜根本就挂不了果。这里的土地只好租给外乡来的人。也只能长一些油菜，青菜，香菜，韭菜之类的蔬菜。可是知道是这里产的菜，根本没人要。

各个小工厂相继在沿河开设，紧接着就发生了截水、抢水的战争。就连上游的自来水厂也用水告急。但那时，好歹到了雨季，上游的红旗水库偶而还放水，浐河里还是能见到细细的黄泥巴浑水。后来，红旗水库被发电厂买断了。河水终于断流了。河道里只能见到五颜六色的污水，大堤上的柳树也被伐了。种上的小树没人管，大部份都没成活。侥幸成活的，没长多大就又被伐了。不被伐的，肯定是那些活不旺死不了，不成材料的残株病枝。这里已成了唯恐躲避不急的瘟神恶地。没人再敢去那里，可是它的恶臭，却时不时的向你挑衅，尤其是在夏夜，你会在梦里梦到自己掉进了粪坑。你不得不赶紧起来关门窗。哪怕外面的夜风再凉爽，房间里再闷热。你也得忍受。

九十年代末，传来了喜讯，有开发商要在浐河东岸，也就是我们家属院的西边修建沿河公园。我们兴奋极了。我们希望它立刻建成。哪怕它连夜施工。我们也能克服和忍受夜里施工的噪音。经过一年多在煎熬中的期盼。眼看着宏大宽阔的公园，在一天一个样的展现着。沿河近十里的大堤，全部用石砖铺成了近二十米宽的场地。沿河的不锈钢栏杆整洁美观，水泥灯柱一个挨着一个的无限延伸，各种观赏乔木成行成列。花坛苗圃，一片接着一片，各种雕塑，各种牌楼，各种凉亭。水榭，曲桥，……

可是，忽然有一天停工了。听说是有人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这块地搞房地产。于是区政府撕毁了原先的合同。

三年过去了，不锈钢的护栏被一段段的偷走。水泥柱上的灯座一个个丢失。汽车明目张胆的开进去偷盗。压坏了地转。也偷走了大量的地转。成片的树木和花卉没人管理。奄奄一息。

去年，这里开始修三环，今年，在沿河公园的土地上开始建房地产小区。房地产商打的广告太有诱惑力了，令不知情的人心动不已。最近，我每次到“已故”的浐河公园散步，污水的腥臭常常使我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往往是半途而返。

我们家属院门前的半引路。是条近二十米宽的柏油马路。那时，路的两侧是成行的垂柳和法国梧桐。夏季，路面被树荫遮的严严的，即使是太阳直射的中午，路面上也是树荫浓郁。这条路往南通往高桥的一个部队仓库。是部队的交通要道。所以，那时候的路总是被修的平平整整。

对我们老百姓们而言，过去这里最不足的是交通不太方便。我们出行，要沿着半引路向北走五百多米，经过博物馆，到半坡十字路口。那里只有一路公交车通往市里。到了六十年代末，又添加了一路无轨电车。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门前的这条半引路“繁华”了起来，人行道被纷纷盖上了出租门面房。没多久，路边的柳树，法国梧桐，相继下岗，除了我厂门前的路边还有几棵老树外，整条路上，光秃秃的。到了夏天，柏油路面被晒的滚烫烘热，稀软发黏，异味刺鼻，行人不得不顶着烈日，艰难行进。后来，这条路的南端建起了西京大学，于是，我们这条路上，也就终于通上了公交车。可是路却一天比一天烂。这条路南北长约三公里，两边连接的是两条东西向的路。这两条路都属于市政管理。而我们这条夹在中间的路，竟不属于市政管。说是属公路局管。而公路局则说这条路他们没有注册，且通公交车。应属市政管。这条路实在是不修不行的时候，才开始象补补丁一样，东补一块西补一块。可是用不了几天，太阳一晒，化了，汽车一过，就被粘在轮子上带走了，剩下的，经雨水一泡，又回复到原样。就这样凑合着修了不少次。可仍然是条坑坑哇哇的烂路。后来，公交车改线，不来我们这里。不走这条路了。有的说是因为路太差，有的说是因为不挣钱。老百姓们几经要求，在华商报的协助下，才恢复了原线路。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们这里通往市里的主干道就开始修路，好不容易盼到路开通了，没几天。又被挖开了。要铺设排污管道。管道铺好了，多少天都没有清理现场，也不重新铺路面。在雨季里，水泥路上布满了污泥水坑。雨季过了。刚打上路面，又开始挖通讯电缆了。就这样，各种工程接连不断，宽宽的道路，总是被施工的工地，用隔板占去大半。一直连续到现在，还在修三环的立交和高架桥，也还在修原本已铺好的路。这些年，从这里到城里上班，和从城里到这里上班的人。不迟到的很少。骑自行车需要三十分钟。坐公交车就得一个半小时。能到达就算是幸运的。常常是电话打来，车堵到路上了，不知什么时候能通。

先后有一百五十多位外国总统，去兵马俑参观过。都要路过半坡博物馆，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后来又要有什么总统来访问了。于是开始修长乐东路主干道，听说也要修通往博物馆的路。我们想，这下可好，能跟着沾上光了。因为沿着长乐东路在半坡路口向北拐就去兵马俑，向南拐一百多米就是博物馆。再继续向南二百多米就是我们单位。可是路修到博物馆门口就停了。我想到中国有几句老话叫：“好钢用在刀刃上”“有粉往脸上擦”。起初，我心里非常难受。不知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可以搽粉的脸的一部分。后来，觉得自己的想法太保守，太没有改革进去的精神。为什么不想着以后的粉多起来。连屁股也能搽上粉呢？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在博物馆的路边碰上几个老外。好象是挪威或是瑞典人。在买民间手工艺品。一买十来件。有一个非常肥胖的女老外。正试穿一件最大的五毒马甲，两只硕大的ru*房使得马甲显得很瘦小。于是当街脱掉外衣和胸罩，终于穿上了那件五毒马甲。高兴的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也是半坡姑娘。”看了她的举动和听了她的话。我总感觉她是在表述，半坡人永远都是野蛮原始的人。接着，他们开始拿着相机四处拍摄，尤其是对路边的污水沟非常感兴趣。那一阵正流行“西北风”。到处都能听到黄土高坡的歌。当时，路边的商店里正放着这首歌曲。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歌声，紧和着商店里的音响。像是在唱卡拉ok。顺着歌声，我看到一群放学的小学生，几个背着书包走在前边的男孩，正昂着头，扯着嗓子，闭着眼。迈着进行曲的步伐，和着节奏。大声的唱着黄土高坡。但歌词却是不同的。现在约略记得是这样的“我家住在西安半坡，污水从我门前流过，不管是红颜色还是蓝颜色，都不能喝都不能喝。……我家住在西安半坡，洋人从我门前走过，不管是红头发还是黄头发，都比我阔都比我阔。……我家住在西安半坡，干部从我门前经过，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的私营的。都坐小车都坐小车。……

我现在已记不清自己当时的心境。只记得，当那几个老外，也随着孩子们的歌声，踏着步子，跟着一起唱时。所有的小学生，都指着那个穿马甲的老外，笑得前仰后合的场面。那个老外露出了尴尬的样子。但没见到她脸红。

我知道，希望值越高，失望值也就越高。于是，我把自己的希望都尽量订得很低。我希望能居住在安静的小区里。晚上零点以后，不要有不规则的，断断续续刺耳的汽车刹车声，不要有工地和工厂的隆隆机器声。最好不要有铆工敲打钢板那刺耳碜牙的高频，也不要有锻工汽锤那悸心酥骨的低频。我希望空气中的粉尘不要太大，不开窗户，每天只需擦两次桌子。我希望空气中不要有刺鼻的腥臭和不舒服的异味。我希望小区的交通方便，当然是指步行时有平整些的人行道。人行道上不要有堆放的垃圾和乱泼乱到的污水，也不要有乱停乱放的车辆和占道经营。我希望干涸的浐河不要有污水和堆满垃圾。我希望有个可以放心散步的场所或小路。……

如果达不到，我还可以再降低点条件。

一切都在变迁。我相信我不高的希望总有一天会来到。我相信辩证法：“任何事物都要向着自身相反的方向转化……”这环境也一样。你看：原先那么好的自然环境如今变得如此恶劣。那么，现在这么恶劣的环境到了极点时，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突然，一股担忧在心底油然而生。现在的环境是不是还没有恶劣到极点。……

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帮助加紧破坏，使这里的环境尽快的恶劣到极点。这样环境就能尽快的在极点之处转向，朝好的方面发展。就像凤凰涅槃一样。早涅槃，早获新生。还是尽自己力所能及，竭尽全力阻止这环境往恶劣到极点发展。我很迷惘。

我没有自称改革家的那种不破不立，用环境换经济的魄力。更没有置环境于死地，先死而后生的胆量。最终，我选择等待，等待着我们这里的环境向好的方面发展。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小人物，只能从自身作起，从微小的事情做起，保护环境。同时，在呐喊和呼吁中等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