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谈到这样一件事：“中亚古国花剌子模有一古怪的风俗，凡是给君王带来好消息的信使，就会得到提升，给君王带来坏消息的人则会被送去喂老虎。”

由这件事我想到了我所在公司的内部刊物。该刊物从开创至今形式内容千篇一律，为老板歌功颂德、为公司政策摇旗呐喊。从来没有刊发过负面或是批评的稿件，哪怕是副版也无非是怀乡念亲、吟风弄月之类的东西。老实说，我早就觉得这样的内部刊物纯属多余。要看这些，外面地摊上有成堆的杂志在甩卖。难道说领导就不明白？现在我明白了，不是领导不明白，而是我没弄明白。在公司里，老板就是“君王”，内部刊物就是“信使”。“信使”带给“君王”“好消息”，自然上上下下都好过，相关领导也会得到提升和奖励。“信使”带给“君王”“坏消息”，自然是龙颜不悦，纵然没有被送去喂老虎的危险，相关人员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的自由。既是“言论自由”，自然包括了赞美和批评的自由。显然，赞美等同于“好消息”，批评就是“坏消息”。报告“好消息”能带来好处有目共睹，报告“坏消息”的结果尽人皆知。所以，尽管公司员工私底下怨声载道，但体现在内部刊物上，却尽是“好消息”。我并不是说刊载“好消息”就不好，而是说一个公司一万多人，七、八个分公司从来就没有一次“坏消息”是不是太不正常了？

由此我又想到了烟雨红尘。打开网页，可以有以下发现：

一、关于“好消息”之类的文章所占比例最低。这并不是说“好消息”太少了，而是来烟雨红尘的写手多数已经厌烦了这类文章。我们这个社会，传统媒介传播的“好消息”已经够多了，如果在网络上仍然不厌其烦地写这类文字，那我就不得不怀疑我们的社会是不是进入了一种病态。文革当中一方面有老百姓饿死，一方面举国宣传“形势一片大好”就是实例。

二、关于“坏消息”之类的文章所占比例略高于前者。但批评的多为社会不良现象或人性中“恶”的那一部份，极少或根本就没有涉及国家政策、社会秩序方面的内容。这说明我们对自己的“言论自由”使用十分有限，也说明大多数人更关心个人的切身利益，对国家大事关心极少。也许，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谁也不愿意去喂老虎。摆在前面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因提出“新人口论”而被打倒批臭的马寅初，比如因批评国民党而坐牢的李敖。

三、烟雨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文章大都是吟风月、咏情人、伤别离、哀时运、有眼泪、无正气。是我们的言论自由度不够吗？依我看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的视野不够宽、胸怀不够广。龙应台以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使得台湾岛上星星野火成燎原之势；李敖更是挥洒自如、痛批时弊，言谈笑语均成文章。相比之下，台湾岛只占祖国面积的几十分之一。小小台湾岛上都能出这等人物，为何我们这边的文人竟靠“说红楼”、“品三国”成名？我想这种现象也反映出我们更在乎的是一己之私、儿女情长，于国计民生漠不关心。

1933年5月25日，黎烈文主编的《自由谈》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恐吓，为了使杂志能够生存，为民主革命保留一个阵地，他在当日写了一篇《编者的话》：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愿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簏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

在这个民主的时代，烟雨既没公布这样的《编者的话》，公民的言论自由也未受到打压。烟雨红尘更不是哪个单位的内部刊物，“坏消息”的文章一律不发。那为何我们不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井里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拿起笔来作刀枪，与一切不平等、不公正、腐败、丑恶作斗争呢？

写完以上文字，我想应该在“烟雨只宜谈风月”后面多加几个问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