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上海的临时住所里，父亲含笑宽慰生病的母亲：“实在没钱治，我们就把林场的房子卖了……”　

我看到弟弟像我一样怔了一下，目光对视后又匆忙别过脸去。　

林场的房子现在空着。父亲调到别处工作，几年前也给我们在城里都买了房子。我们一直说林场的房子空着就空着吧，等父母老了想过安静的日子就回去住几天，种种菜、养养鸡，和老友们打打牌、斗斗嘴，哪怕什么都不做，搬个小板凳晒太阳都是美滋滋地。

林场是我和弟弟出生的地方，老屋就在场部最后一排工房的最末。有亲朋摸索到场里跟旁人打听，老远就有人说：“他家啊，最后那两间，呶，就是门前法梧树最粗的！”我清楚的记得每家门边都能摊到一棵法梧树，而我家那棵它站立着一个大人都合抱不过来，伐倒后为了抬它多加了三四个壮劳力。有人经常跟弟弟开玩笑说树是他尿壮的，弟弟每次都很自豪，在别处玩着玩着突然撒开奔往家跑，在门口簸米的奶奶问他猴急什么，他站到树根前一阵畅快淋漓，一边跑返一边喊着：“我回来给树浇水。”　

父母都是朴素的人，老屋里除了他们结婚时的几件家什和后来陆续添置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徒徒四壁了。直到我上小学三年级，才添置了自鸣钟，终于改变了墙壁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它的整点敲铃也改善了我和弟弟每夜听老鼠打架的乏味。　

华北平原的房屋多是有着人形屋脊的瓦屋。林场里房子造的简陋，屋顶用就近取材的杉木和薄木片订成架子，上面铺上一层牛毛毡纸，再覆上瓦就齐了。每夜里都有老鼠在瓦片和牛毛毡纸间追逐嘶咬的声音，有时候他们撒欢起来，从屋顶下来呼啦啦跑过床头，就从枕头边擦着头发跑过去，也偶尔有被从屋顶的擂台上直接踢下来的。我和弟弟就这样在一场场鼠战中进入童年的梦乡。　

除了老鼠，还有蛇经常出现在老屋附近。老屋的西山墙紧挨着场部的石头院墙，便有花斑蛇在雨后的早晨盘成一团“灿烂”大家的视野或者在黄昏时慢悠悠游过墙头，滑到院外的茅草丛里。为了防止蛇和别的野物从窗户溜进屋，父亲用废铁丝编了两片“护窗”装到老式木窗上。那种菱形扭花的护网留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绝不亚于任何一任工艺品。　

年轻的父亲的确是心灵手巧的。当我现在坐在他身边一遍遍教他怎样用手机发短信他仍不能领会的时侯，我的语气失却了耐性。一抬眼，他鬓间的白发刺的我一颤，二十年前那个坐在小桌前，手把手教我折唐僧帽和方糖包的年轻的爸爸啊，他到哪儿去了？　

父亲是个有着“精细心”的人。林场大院里的女人常这样跟自家丈夫说：“你看看人家时会计，每天一早起来就把家前院后扫的干干净净，任哪收拾的条条到到。”都说“男主外，女主内”，我们家似乎相反，母亲风风火火，父亲温文尔雅。母亲打理着上百亩地的农活，难免在日常琐事上粗线条一些。换季添减衣服总是父亲提醒我们，换着花样给我们做吃的也是父亲。这几天母亲跟我说了件小事：那年父亲从集镇上买来辣椒秧，嘱咐母亲傍晚时栽到菜园里，她栽到一半父亲下班了，把她栽的一棵棵拔掉，一边重新栽一边跟她说秧苗之间的株距和行距，最后还幽默的让她比较谁栽的好看。母亲说“不就栽辣椒秧吗，栽的好看歹看不都是吃啊，真给他弄的哭笑不得。”　

老屋重建成三前三后带平房和卫生间的独家小院，每家院子里都有个花坛，父亲在里面种了两季非常漂亮的黄瓜—齐整整的黄瓜架，鲜嫩翠绿的瓜秧，还有结了一茬又一茬的匀称的黄瓜，每个推开朱漆铁门的客人一眼就被那两架黄瓜吸引了，吃后啧啧嘴说：老时，你这手艺不搞大棚种殖太可惜了。　

原先老屋的那扇木门在我记忆中已经斑驳很久了。那是扇很常见的松木门，门背后父亲用粉笔异常工整的写着“0，1，2，3……”和“a，o，e……”，便充当了我和弟弟最初的“黑板”。但让我特别记忆的是那扇门在离地面八十公分高的正中有个圆滑的孔，供我们把手指插进去关门用。父亲说是为了防止我和弟弟带上门时夹到手。父亲说卖掉林场的房子那晚，我梦到六岁的我穿着爸爸从大上海带回来的花布裙走出家门，转回头把食指插进门上那个光滑的孔里，轻轻地轻轻地带上了老屋的门。那时阳光正透过法梧桐的叶隙照在身上，有微风浮动了光和影，我六岁的脸上有着童稚的憧憬的笑。　

小时候我们都无限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可是当今天母亲与我一起走在浦江的外滩，看着母亲鬓边的白发，佝偻的身影，这白发将在不久的化疗后脱落怠尽，而身躯也会因年事渐增而更加弯曲，甚至……我不敢多想。

我只是在这些时日里异常想念老屋，那里寄放着我和弟弟童稚的真纯，还有父母亲葱郁健壮的青春。都再也回不去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