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苦

如今流行一句话：“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是啊，当年红军确实是非常艰辛，可那是战争年代呀。而知青上山下乡期间，那是建国已经20年了啊，还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当年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切都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没商品供应，商店货架上虽然品种繁多，可都是“样品”。如果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有人在排长队，您别问在卖什么，赶快排队去，其供应的商品肯定是您需要的。要是在农村，别的不说，就粮食你就吃不饱，“糠菜半年粮”绝对不是夸张。

当年国家一切都是计划经济，农村也不例外。水田种什么水稻品种，株距要达到多少寸。旱地种什么杂粮，品种是什么，统统由上级说了算。连社员的自留地种什么，种多少，家禽家畜养多少只（头）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果你胆敢阳奉阴违，“计划外”行事，大队、公社的“学习班”就让你参加，皮开肉绽的“触及灵魂”及无偿的“义务劳动”，不怕你不老实。

我们生产队地处丘陵山区，水田有保水田、有“望天田”，甚至还有深至没顶的烂泥田，村民们从老辈子就知道什么田该种什么品种。可上级就是指令性地统一插种平原地带的“广选三号”，株距不能超过5×6（寸），大队、公社干部还下乡到田间地头来检查。

“广选三号”在小盆地和梯田上还是可以的，但在山冲里面的烂泥田里也如此推广就不可理解了。以前在烂泥田里种水稻，是一种高杆、根须长的老稻种。这种水稻耐水寒，不需要什么特别追肥，易田间管理和收割，一造亩产在400斤左右。插田时，先将秧田的水放干，待泥土稍轫，使用特制的“秧铲”在秧苗根下一寸处，连泥带秧成块状铲起，放入特制的“秧盆”里（直径约60公分，圆底）。在再在盆口横放一块木板，人的屁股坐在木板上，两脚伸在烂泥里，两手将一平方寸大小的秧块投放到泥面，用脚蹬泥盆往后退，有如倒退划船一般。这样人不会陷入烂泥里，人移动时，块状秧苗不会倒、不会浮起。可“广选”却是需要肥料高温的品种，插田和田间管理累人不说，亩产能达到200斤就不错了。几年的瞎折腾，尽管每年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却成反比下降。

在社员的自留地里，种比较“高档”的蔬菜品种也有规定，什么“黄芽白”、“介篮包”不准超过多少棵（当然普通的瓢菜、苦马菜就没有规定）。饲养鸡鸭鹅兔，则按家庭人口多少而饲养多少只。如果突破了规定指标，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队就要在该生产队召开“现场会”，割你的“资本主义尾巴”。

这还不算，上级对生产队下达了粮食生产的任务指标。在收获期间，上级还派人来“核产”，实际产量达不到的，就将旱地里收获的红薯、芋头、玉米等杂粮，以及稻谷晒干后，木风车吹到旁边的“二口瘪”一起统计，按一比四的比例折算好粮食上报。

“双抢”尚未结束，征收公、购粮（也就是如今的农业税，法定必须交的两项粮食。）的工作也开始了。生产队必须按所拥有田亩数的比例上交晒干扬净的好原粮。如果公社领导头脑发热想夺取“先进锦旗”，各生产队就要再交“双超”或者“三超”粮了。这样一来，生产队还能剩下多少粮食给社员作口粮呢？第一年我们生产队壮劳动力一年每人还能分500多斤粮食，到后来每人一年分不到400斤（按脱壳后七成计，也就是不到300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收获红薯时将其刨丝晒干，掺入大米中做饭；木薯收获后泡水一星期，切片晒干打成粉（这原来是作为喂猪的饲料的），采摘野艾叶搅拌做成粑粑吃。

当年没有什么油水，数月没闻到过肉腥味，年轻人一顿饭能吃一斤大米，这点粮食让每天艰苦劳作的人怎么过日子啊？尤其像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知青们来说，简直是走投无路了。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生产队的每个工分值仅有2～3分钱，壮劳动力每天最多挣到12个工分，辛苦劳作一年下来，“产值”不到100元，年终结算还倒欠生产队的钱，领取口粮还得掏钱。

1973年4月25日，一封回信震动了全中国。这是福建省莆田县的一位叫李庆霖的老师，将儿子上山下乡后悲惨的生活状况向毛主[xi]“告御状”了。毛泽东主[xi]的亲笔回信原文如下：“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主[xi]的回信给知青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一些改善，粮食不够吃的人，每年开春青黄不接时，可以得到部分粮食指标供应，但是必须自己掏钱去粮食部门买。

虽然李庆霖老师在文革结束时被判重刑（好像是无期，现已减刑释放了），但是他当时的一封信给知青们改善了生活环境，老知青们对他还是感激不尽的。

毛主[xi]和李老师的信我至今记忆忧新，下面附上，让感兴趣的朋友们一阅。

李庆霖致毛主[xi]的信

尊敬的毛主[xi]：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置）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其他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xi]：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耽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是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xi]：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