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的蹉跎岁月――酸

上山下乡近八年的生活，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的小青年，可以说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如果细细道来，完全可以写出一部长篇大论。由于水平有限，不想累及朋友们的宝贵时间和眼神，只能归纳性的表达一下其中酸了。

我是1969年4月初下到生产队的，当时还差五个月才满16岁，暂时住在生产队的简陋的谷仓里。因为一无所有，生产队长安排我到其母亲家吃“派饭”。所谓“派饭”，就是上级的干部下乡驻队，由生产队临时安排在条件比较好一些的家庭“搭伙”。一日三餐人家吃什么自己就吃什么，每天必须按1·5市斤、0·5元的标准给房东交伙食费。当时知青下乡插队，国家供应三个月的伙食补助：每月45斤粮食，15元钱。这样，虽然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收工回来有现成的热饭吃。

好景不长。一个月后，生产队帮助我购置了必要的生产农具和锅碗瓢盆，安置我到一座典型南方农村的“三控头”房屋里面住。据说这是一座“鬼屋”，曾经有两户住户在里面住都死绝了，从此再没有人家敢入住此屋，生产队作为杂物保管室。

每天晚上收工回来，我撅着屁股用新锅子自己做饭，半湿半干的烧柴只见浓烟不见火苗，好不容易吃过充满铁锈味的晚饭后（因为铸铁的新锅子很难消除铁锈味，必须经常煮油腻的东西才可消除，一般当地群众是先拿来煮猪潲出锈），我面对着昏黄的、黄豆大小火苗的煤油灯，一个人呆在这黑暗阴沉的大屋里百感交集。说不出究竟是寂静还是无助，是孤独还是恐怖，总觉得黑夜是那么的漫长。

生产队也分了一块有十多平方米的“自留地”给我种菜，我也种了几种蔬菜。由于没有肥料，半个月过去还是如菜秧一般。豆腐乳、辣椒酱成了我的当家菜了，一些乡亲们看不过意，收工的时候，东家给一把小菜，西家送半碗酸芥菜。开始我对乡亲们的情谊感动不已，可细细想来，自己与沿街乞讨的乞丐有何区别？可日子还是得过啊。

割草、伐木、打石头等农活是最费衣物和鞋子的。衣服破了大洞或者是磨残了，自己还可以粗针大线打个补丁，小洞小缝就用伤湿止痛膏在里面贴住。拖鞋坏了，就找一双不能穿了的解放鞋，割去鞋帮，花一毛钱买一对“人字拖”扣袢，在解放鞋底捅三个孔，将人字拖扣塞入，一双“海陆空”就成功了。回想起当年的自己：剃光的脑袋（如果去理发，一次需要0·2元钱，在生产队里可以互相帮助剃头），两撇小胡子，头顶扣着一顶竹编“牛眼帽”，光着的上身呈古铜色，下身穿一条剪掉一半裤脚的短裤（剪下的裤脚拿来作补丁了），脚下拖一双解放鞋底改的“海陆空”。现在城市里的“游侠”形象都比我强。

其实在农村最适宜的是草鞋了，巧手的妇女用稻穗杆（不是稻草，俗称“杆草”）加黄麻，如果再加些碎布条，打出来的草鞋既漂亮又耐穿。开始我打草鞋由于不会搓草绳，草绳不紧密，松松垮垮不成样子，更不经穿。还是在九妹的指点下，打出的草鞋有模有样，拿回家里，妈妈根本不相信是我打的。

最令人心酸的是在农村过的第一个春节了。公社党委要求所有知青，要与贫下中农一起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每人发给五斤猪肉，可市场没有猪肉卖，（当年想杀猪上市场卖，必须先给食品公司交一头120市斤重以上的生猪，凭着交猪的“屠宰证”方可自己另宰一头，该证还不准许跨年度使用），就按“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时没有市场管理部门和物价局）定的价格，每市斤1·04元计，每人领到5·20元钱。

初到农村我是举目无亲啊，拿着五元二角钱我没处去，生产队里一位叫阿土的29岁的孤儿邀我一起过年。我去大队代销店买了六斤0·38元一斤的“金刚酒”（没有其他酒卖，这是一种叫“金刚兜”的植物块根熬制的，有28度酒精度），两包0·24元一包的“红灯”香烟。阿土炒了一盘黄豆，熬了一大碗酸辣汤，用热灶灰煨焦了十来只青辣椒，伴以大蒜、盐巴捣烂，在再热灶灰里埋上一捧带壳的花生。我想着别人都在兴高采烈的与亲人们团聚，而自己却孤零零地猫在深山老林里“革命”，伤心的泪水充满眼眶。我俩就喝一口劣质白酒，嚼几粒黄豆花生，不知不觉六斤白酒就全部下肚了，结果两人都醉倒在灶台边睡到天明。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