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霞在《敦煌感伤》一文中，说到一位通山老乡与敦煌和敦煌文物关系，由此知道了汪宗翰，对他产生了兴趣。2004年10月，去了一趟敦煌，在那里买了几本书，了解到汪宗翰与敦煌的关系。后来，与通山县志办的章主任谈起这个人物，得知汪姓聚居在九宫山下的宝石一带。正好，时任《南鄂晚报》记者的舒极德是宝石人，于是托他查抄了《汪氏宗谱》中关于汪宗翰的记载。

但《宗谱》记载不过寥寥数行：

“宗翰，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拣选知县大挑二等；庚寅（1900）科会试，

中第九十二名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供职三年，改选甘肃镇县知县，加同知衔。

辛丑（1902）乡试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甲辰（1904）大计卓异，赏戴花翎。

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诰封奉政大夫，晋封中宪大夫。”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的1900年，正是汪宗翰大考之年。其时担任敦煌县令的是严泽。王道士大约最先报告的官员就是这位严县令。他选了一些书法精良的敦煌卷子送给严泽，希望能得到赏赐和嘉奖。然而，严氏似乎不好此道，留下两个卷子以表示接受赠送好意后，就再也不提此事了。这之后王道士不死心，大约就去了上文说的廷栋道台处了，廷栋认为卷子上的书法还不如自己的好。王道士从廷栋处回来后感到十分扫兴，但讨赏的念头却并未消尽，凡是遇到的官员他都送几个卷子作为试探，总望有谁能给些赏银。一年后，湖南人邬绪棣接任县令，对这些好像也没多大兴趣。

1902年3月，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王道士不失时机地又送上一些样品。汪宗翰号栗庵，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很好，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当上敦煌县令后曾在当地搜集到一些汉简。当王道士送来敦煌卷子时，他打开一看，十分称赏。1903年冬，就写信诉了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昌炽是在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3个月后，以翰林院编修身份出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字阑裳，又字鞠常，晚年慕庄子“缘督以为经”的自然中和之道，自号缘督庐主人。他潜心金石碑版之学，上下求访历代碑拓，当时正在修订他的石刻学著作《语石》。清代学政是统辖一省教育的最高长官，每年都得巡回进行岁考，以选拔或罢黜参加考试的生员。3年中，叶昌炽几乎都在周游各府州县，考试学生，考核教官。敦煌属安西州，只是一个荒僻小县，每年考生不过三五人。所以，叶昌炽没有到敦煌，不过他与汪宗翰就敦煌藏经有过通信。

在通信中，他得知汪宗翰曾为敦煌石室写过一副对联：“夏无酷暑，冬不奇寒，四季得中和景象；南倚雪山，西连星海，九州寻岳渎根源。”这副对联很受叶昌炽的赏识，被记载在《缘督庐日記》里。叶昌炽由此认为汪氏不是“俗吏”，还托汪氏代为蒐求一些石室的书画。汪氏受托，先后送去了一幅宋乾德六年的水月观音画像和“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载《语石》)。那幅水月观音画上有题记和供养人的画像，叶氏得到之后，在日记里做了记录。后来这幅画归浙江乌程蒋氏所有，王国维为其写了一篇跋文，题作“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收在他的《观堂集林(卷二十)》中。

这些信息，后人是从《缘督庐日记》中得知的，日记对藏经洞开启的情形也有记载，只是汪宗翰传递的消息极不准确，说洞中经卷只有几百卷，并且好像已经瓜分完毕。从汪宗翰给叶昌炽的信中可知，叶昌炽到了酒泉后，并不曾去莫高窟。倒是对王道士态度冷淡的廷栋，后来把藏经洞的事上报甘肃藩台，甘肃藩台同样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后来虽然下了一道命令，让把这批经卷运送兰州，但从敦煌到兰州的费用实在难以凑齐，于是藩台发文敦煌县府：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

汪宗翰接到命令后，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他是在l904年5月15日亲自奉甘肃藩台之命检点封存藏经洞的，他在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着“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可是不幸的是，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调离敦煌县，以致未能将敦煌文物、文献移送公府之事办妥。

一般认为，汪宗翰没有到过莫高窟，这种说法可能不大准确。从他送给叶昌炽的绢画上的题字“奉檄检点经卷画像”，他应该是到过石窟的。问题在于，藏经洞真正的主人王圆箓，到底让汪宗翰了解了多少石窟的真相。因为王道士从官员们接过藏品的兴奋表情和甘肃藩台的命令已经知道，这些藏品是值钱的。王道士志在莫高窟建立道教的太清宫，将后来编为16号的洞窟建成标志性建筑，需要一大笔资金。他之所以想引起当局的重视，无非也是为了得到一笔赏金，以完成他的宏愿。后来他与斯坦因的交易，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至此，汪宗翰与敦煌文物的关系就清楚了。

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黄万春任期为1906年3月至1907年3月，在保护敦煌文物上无所作为。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正好遇上斯坦因到敦煌盗宝。王家彦对斯坦因的考古探险十分感兴趣，当斯坦因和蔣孝琬1907年3月由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来敦煌时，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宴请，他的学识之博使斯坦因大为折服。斯坦因在酒席上与他谈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时，他一点也不陌生。他在宴席上送给斯坦因一部《敦煌县志》，并向斯坦因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显然也提到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斯坦因想请王家彦像潘震那样帮助他发掘文物，但遭到了王家彦的托故回绝，可是王氏无意间透露的藏经洞的情况，却使得斯坦因在当年5月从王道士手中悄悄骗得大批敦煌卷子。斯坦因在这年6月离开敦煌，不久王家彦也调任别处了。　

在藏经洞的文物被运往国外、中国学者知道实情后，无不痛心疾首，埋怨当地政府不负责任者有之，指责外国人者有之。而最为悔恨交加的是叶昌炽，他本来是有机会的，但他在距离敦煌几百里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到了敦煌，王道士又会让他看倒多少？就算他全部看倒了，他又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藏品保护下来？

不知汪宗翰听说了这个消息是什么感受。应该说，汪宗翰还是尽了职责的，但文物攥在王圆箓的手里，连叶昌炽编书需用的卷子，汪宗翰也是向王圆箓“代求”的。只是，他更没料到王道士会对他留一手，更没有料到西方探险家会在他走之后来插一脚。

从《汪氏宗谱》得知，汪宗翰1906年调离敦煌以后，还做过华亭、张掖等地的县令。1910年，藏经洞下余卷子才辗转运抵京师学部。不过，汪宗翰与敦煌，还有一段故事。在汪宗翰的家乡，还流传着这徉一段传说:

1902年汪宗翰初到敦煌，发现当地水田里的泥鳅泛滥成灾，百姓称泥鳅为“拱禾虫”，却都不知道它能食用。于是，他在县衙摆了两个大水缸，让农民把泥鳅捉了送来，养在缸里，一部分尝鲜，一部分晒干。后来，他把当地士绅请到县衙品尝，纷纷赞不绝口，问为何物。汪宗翰笑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拱禾虫。”从此，泥鳅就成了当地百姓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可见，汪宗翰在敦煌还是做了一些开启民智的工作的。

附注：电视剧《大敦煌》热播，想起去年写的这篇稿子，未作修改，就贴了上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