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缪越先生的《论宋史》,小有感触,浅谈如下:
首先,别有建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尤其是在有一个十分成功的先例时。唐人把诗歌发展到了一个高[chao],我以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在内容上也许是有无限空间的,但在技法上一旦成熟之后也就基本饱和了。唐朝无疑已把诗推向了技术成熟的阶段。宋人要力图有所超越,其“求新”的初衷最后难免显得像是“求怪”。宋诗刻意讲究用字,除了有出典的字可以省去很多赘述,加深一层意境以外,还在于,唐诗在文体上已相当完备,没有留给后人太多发挥的余地。那只好从内容上挖掘,于是宋人在运字上力图独出机杼。其实这是后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自觉地背负起了一种推动文化的使命。也是一种自发的比较。诚如缪钺先生所言,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甘于拾古人之牙慧。这种心情是无可指责的,但宋朝的文坛巨匠们却过于迫切,反而使宋诗在整体上带有了一种刻意的,雕琢的痕迹。如果把这种痕迹称为“不懂诗而言诗”无疑是一种苛责。我以为诗无外乎以下几个要素:格律、音韵声调、遣词造句、意境。宋诗在这几个方面,都是成熟的,有其独特之美的。只是因为害怕跳不出唐诗的“阴影”,有些故意的“出新”,就被斥为“不懂”,似乎有些委屈。
其次,我觉得艺术还是要自然。诗的意境和气象都来自诗人的心象,因为任何艺术本都是来自人最原始的自我表达冲动。如果本身没有某种冲动的情感急需宣泄,而纯粹只是为了追求形式本身在技术上的华美,格调难免要低一些。宋人要和唐人一较高下的心思似乎过于强烈,某个程度上,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写“宋诗”,而是努力要写“非唐诗”。这两者的区别就在于作家的创作立足点,是为了文本本身,还是为了要得到一种比较优势。于是,宋诗在整体上失去了创作时心态上的一种平和。可是如果他们平和了,用一种纯自然的心态来写诗,有难出唐诗之右。这时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
最后,一个时代的精神产物总是受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的束缚。宋朝是一个极贫积弱的朝代,唐朝那种昂扬而骄傲的民族精神到这时候已经开始衰颓。动荡的时局难免使文学作品带上一种自哀自怜的凄楚和退缩苟安的气质。宋人偏爱词,也是因为词结构更松散,篇幅更长,适于表达委婉曲折的心境。这不是由知识精英的水平来决定的。
总之,我觉得应该把宋诗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看待,既不要过于苛责,也不用回避其缺点,帮他砌词掩饰。诗也好,词也好,都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用看待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走向成熟和饱和的历史眼光来看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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