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上山下乡

1969年的开春，广播传来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一时间，各单位、街道居委会连续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大力宣传“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凡是有子女是初中毕业以上的、没有具体工作的家庭，其父母在单位就受到动员，孩子们就在街道居委会集中学习“最高指示”，要求学生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

虽然动员大会开得轰轰烈烈，主动报名的却没有几个人，绝大部分学生都是持观望态度。为了尽快地落实上山下乡工作，有工作的父母在单位就受到“通牒”：“如果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山下乡，则准备参加‘学习班’提高思想”。

在文革时期，提起进“学习班”谁都谈虎色变。在“学习班”里，一是集中，期间不准回家；二是学习有关“最高指示”和文件，书写学习心得；三是经常受到“帮助”，非皮开肉绽你不会“清醒”。

为了避免母亲再受到“触及灵魂”的“帮助”，我在街道居委会报了名。报名以后我了解到：上山下乡人员需要迁移自己的城市户口到落户的生产大队去（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国家给予每个人400元的“安家费”，其中100元是用于购买必要的农业生产用具（锄头、刮子、扁担、粪箕、镰刀等）和日常生活用品（锅碗瓢盆等）。再有就是每人每月供给15元加45斤粮票到生产队“预分”为止，一般计算到6月30日（我们是3月底下去的，只有3个月的生活费）；余下的255元就作为今后知识青年在农村建房的补助费了，统一由生产大队管理，不得挪用。

出发那天上午，县里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知识青年个个胸佩红花，知青代表上台表决心：“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在广阔天地里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海洋里，知青们登上大卡车分头奔向各个公社（现在的乡镇）。

在公社，知青们也受到公社领导和生产大队领导及生产队长们的欢迎，欢迎仪式结束后，知青们按点名集中，由自己的生产大队分别领走。

我们生产大队一共有20来人，在山间狭窄的土路上，沿途的岔路处，不断有生产队长领走自己的知青。到了大队部，知青已不足10人，可我独自一人还必须跟随生产队长黎二哥继续向前进（我明白：谁让自己是个“狗崽子”呢？）。沿着更加难行的羊肠小道，傍晚时分我来到了一个小山村，这将是我――一个刚满16岁的小青年的“新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