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文章，看得不是太多，别人又研究得很透，所以不敢妄言；倒是对于鲁迅本人，由于一个人对任何一个人都有权有他的看法的，所以做这样一篇杂散的文章，谈谈我对鲁迅的看法。

这要从很久以前看的一篇关于鲁迅的评论文章说起。由于时间久远，很多确切的东西已经不记得，但是那篇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主旨是论鲁迅气量之“小”。当时的惊讶至今记忆犹新——在我以为，坚持自己的论点并坚决地和反对者论战是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气量小的；但后来却有点被作者说服了。因为作者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启蒙者，也就是一个教育者，必须比他启蒙的对象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俯视，指导，耐心教化；而不是退而居于同一层面彼此计较，纠结，生气憋闷。因为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平和，陷入口舌之争，反而让人忽略了你本要传播的“大义”。

而鲁迅其实很生那些“众生”的气，既同情他们，想要教化他们，又深以为他们愚蠢麻木，不可教也。这两种情绪同样深挚，以至于最后鲁迅心里生起自己的气来，既要坚持他的理想，又觉得自己坚持得很愚蠢、很不值得。作者对鲁迅的这种指责，其实是一种痛惜，觉得若非如此，这位伟大的人可以生活的至少开心一些。

鲁迅到后来的确是过得相当苦闷的。据许广平回忆，他时常枯坐在他的大藤椅里面，大碗的喝酒，大口的吐血，有时一整天铁青着脸一言不发。有时候晚上一个人躺到院子的地上去。有一次他们年幼的儿子便走过去，躺在鲁迅身边。这个场面给了许广平很大的震撼，让她觉得心里酸楚莫名。我读完也有一种透骨的哀凉。当时并不甚明白自己哀凉什么，现在知道是在感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结局。鲁迅弃医从文，其间的典故几乎是人人皆知的，那就是他看到中国人的麻木，觉得治愈同胞的身体而不能治愈他们的精神是无用功。从这个动机，就可以看出鲁迅的血是非常热的。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作一件事都是从利益或者生计出发，立足点是个人，是自己。而理想主义者的关注点是苍生，出发点是大计。这个抉择对鲁迅而言，并不是选择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在现实生活和理想之间作的选择。选择理想当然有很大的牺牲，因为理想是一种纯粹主义，是形而上的，需要人投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一种“无望”的改造。所以一旦这个决心已定，就注定了鲁迅的投入和执著。为他的“层面不高”、“气量小”埋下了种子——当一个人为之投入生命全部热忱的东西受到怀疑甚至抵制时，也许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云淡风轻，透彻冷静。

鲁迅的尖刻，大概就来自于这种“热血”和“气量”。同时也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危机感。鲁迅并不是自己要作“战士”，也不是自愿要把他的的文章都去作“匕首”，作“投枪”。鲁迅在给李小峰的通信中，曾这样说：“。。。（前文鲁迅在讲演前称自己不是“革命者”）不料主[xi]的某先生——他那时是委员——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来看，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啪啪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作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所谓战士，当然就是要和某个“敌方”作战的，但鲁迅想斗的，只是一种社会积弊，要去动摇那所谓的“积重难返”，像一根针一样刺痛当时社会麻木的神经（苏格拉底曾说，雅典是匹病恹恹的马儿，他要作只牛氓狠狠的叮它一口，让这只马儿腾飞跳跃起来。鲁迅想做的也就是如此），而不是和具体的派系，去作斗争，去当战士。甚至，鲁迅内心深处对这种派系斗争是戒备乃至有些惶恐的。如果把刚才那段引言当作一种反语（诚然这是鲁迅惯用的修辞手段），那么以下这一段似乎可以说明我的看法：“。。。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作文章，都不过是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粉身碎骨。。。我于是乎‘彷徨’起来了”。鲁迅的“即刻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过敏式思维。因为他也许在不停的和现代派论争的同时可能就一直有过被派系斗争利用的隐忧，所以小小一句“炸药”，就会触到他一直绷紧的这根弦。我以为鲁迅一直称那些对战的人士为“叭儿狗”，倒不是因为意见不和而逞口舌之快予以贬称，而是在鲁迅看来，这些人的论争都不纯粹是为学术或者为意见或者为理想，而是为了某种集合的利益，比如派系等等。他们的声音无异于是鲁迅追寻理想道路上的嘈杂。由于前文阐述的鲁迅的“气量”和“热血”问题，鲁迅当然觉得这种嘈杂无比的惹人厌恶且有所妨碍。这个妨碍不是一个实体，却无处不在，导致了鲁迅的高度紧张和敌对心理。

我想说的是我很理解鲁迅的这个“敌对”。理想主义遇到芸芸众生，是非常无奈的一个课题。所谓理想，就是要达到完全理性的状态，使一切进展有序。数量越庞大的人群，越体现出广泛意义上的人性。我无意说人性是丑恶的，但人性本身无疑是非理性的，理性是后天形成的约束，最初的人性是原欲的。即是说，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这种个人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要谈以“克己”为前提的“理想”就成了一种可笑的奢侈。理想主义者本来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即：我所做的不可能是改变世界的，但我无疑促使了一些人的改变。这些改变了的人也许有几个就会和我一样去促使另一些人改变，这个世界就应为我们这些人在积累着量变。总有一天会引起质的微弱的变化。那我的意义就实现了——我读的那篇批评鲁迅气量的文章，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说鲁迅太过心急，最后活活把自己气死了——但我以为这只是一种置身事外才会有的冷静：那些“改变”，被时间的漫长和空间的广博稀释到我根本看不见的程度，而我所看见的，就是愚昧的继续愚昧，麻木的继续麻木，还有一些本该是启蒙精英或者至少同是理想主义者的人，他们也只顾着“战斗”。鲁迅在投入了这么多的情况下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可以服输的，所以一方面他执著而冷硬的战斗着，一方面深刻的为自己哀悼着。这种哀悼不是自怜式的而是自嘲式的，觉得投入和坚持的一切，都既是本该最有意义的又是做出来实际上最没有意义的。我不同意那篇文章的作者说鲁迅不是被气死的，我认为他是绝望死的。

我以为鲁迅始终还要去跟那些派系作吵嘴的把戏（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各攥文数十篇，前后达八年之久，一场抗战也打下来了），其实是因为鲁迅想争取表达他的理想的“话语权”。虽然鲁迅在文坛上影响甚大，但由于他的尖刻和其他种种原因，总是被视为非正统而遭到正统“学术”的排斥（这可能也和他为人偏执，说话毫不留余地而引起了别人的同仇敌忾有关）。鲁迅感觉到了这个排斥，这当中当然有些主观的加大了这个“排斥”的恶意，就更表现出一种应战的敌对（鲁迅为文，固然深刻有理，却也颇为情绪化，说话有些过于刻薄。陈源教授对《闲话》一文的广告，就引起了他尖酸反击的一篇《革“首领”》，说人家是“脊梁上插着五张尖角旗（义旗）的‘主将’”），这个敌对当然是引起更多的排斥和更加无休止的论战。在上文提到的那篇通信中，鲁迅就说：“我又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有时遇见盘问式的访问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们。”这段话就很好的说明了鲁迅的敏感和戒备。他的这个感觉并没有错，事实上他也受到了很多排挤，但是，理想主义者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偏执。因为他们的理想是美好的，崇高的，而且是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即使他们有什么方式上的不当，他们也不容易自我反省到。而总是在潜意识里维持了一种被委屈的姿态。这个姿态使得他们拼命的要反抗一切针对他们的声音，使得他们说话的语气充满了怨气。我还是说，这不能单纯的看成鲁迅的气量问题。这是投入过多牺牲过大的心理失衡。是个人总会有的。疼惜他的人固然可以这样去开解他安慰他，但是要明白他做不到也是很自然的事。毕竟一个人不是神。鲁迅在那篇通信中继续说：“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就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这个“即刻答复”，是不是像足了小孩子受了委屈的反应？我对鲁迅的文章看得不是太多，也许有些文章不明白语境，有断章取义之处，但是以我目前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不是老把鲁迅作为一个“旗手”、“战士”来看，而把他看成一个其实内心敏感而柔软，但是又执着而正直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会对他的“气量”少一点苛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