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过一首词，好像叫做“昭君怨”，原文如下：曾看洛阳旧谱，只许姚黄独步，若比广陵花，太亏它。旧日王侯园圃，今日荆榛狐兔，君莫说中州，怕花愁。现在借了来，却不是为着感慨混乱的时局，而是感叹混乱的新诗坛。“洛阳旧谱”，当然指的是被新诗“革”了“命”去的古代诗歌的审美准则，“王侯园圃”指的是诗坛，“姚黄”就是旧体诗，而区区却要大不敬的把新诗比作“广陵花”了。

五四时期新诗产生，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古典诗歌的创作当时已经逐渐走向僵化，“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的倾向相当普遍，古典诗歌所使用的词汇与现代口语严重脱节，它在形式上（包括章法句式、对仗用典以及平仄韵律上）的种种严格限制，对诗歌表现不断变化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真实的思想感情，造成极大的束缚。打破旧诗的桎梏而创造白话新诗，其实是在探索一种新的语言范式，以更好的表情达意。一种事物还处于草创阶段时，大家当然应该着眼于它的进步性，促进其发展，对其在技法上乃至境界上、格调上的东西，都只有期待其趋于成熟时以观后效，不宜过于苛责。而且，新诗在受教育水平的要求上并不高，或多或少的促进了市民文学的发展，让诗歌变得平民化，普通人也有了宣泄情感的渠道和获得了解的平台。这在当时人权、平等的思潮高涨时期，都起到了积极的、进步的配合作用——但是，是不是新诗就比旧诗好呢？

讲优美：古诗典故词语多，但何谓典故？典故即是对或婉转，或美丽，或寓意深刻的故事的高度凝练。其语汇含量相当大，表达的情感内容也十分丰富。虽然上文中说它“滥调套语充斥，无病呻吟倾向普遍”，但那是因为旧诗发展到那时候，由于时代的演变，古典教育逐渐凋敝，使得诗歌缺乏新鲜的血液注入，且脱节于当下生活；加之没有领导时代的文坛巨匠出现来适时地对它加以改造，缺乏创造力的人们将之翻过去调过来的乱用，终于沦落至此。并不是旧诗的审美标准本身在艺术水平上落后了。这就像后来的朦胧诗，意象狂轰乱炸，终于搞得一塌糊涂，但并不是“意象”这种表述形式本身不好。而新诗，白话文，在优美程度上和旧诗比较，区区以为是不言自明的。

讲意境：古诗最讲究的，莫过于含蓄深远，千古传唱的名句不用区区赘言。意在言外，即是留给读者进行个人化再创作的空间，读完一首古诗，你会觉得你生出了某些感悟，你的个人的情绪也部分的融合进了诗中的情境；而新诗，其实有一种极端个人膨胀和自我崇拜的因素。它把片刻的，平淡的，总之是自己一时的一个感觉——所谓“刹那的灵感”，用浅显直露的语言“说”出来，无论立意多么新颖，感情多么深挚，都难免流于寡淡。

讲内容：古诗的内容大抵是怀乡，伤春，悲秋，报国，游山水，思亲友。但总体说来，已算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新诗由于要打破禁欲主义的，或说礼教的一些桎梏，内容反而局限在了青年男女的情爱上。

新诗的诞生终究是合理的，而区区以为那时的新诗也还算得上是牡丹，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推翻了那个“只许”和“独步”。让人都可以平等的进入“王侯园圃”。诗坛本来似乎只属于知识精英，但现在却更易于为平民理解和掌握。任何一种平民化的趋势区区以为都有进步性，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民主的开端。

但是！是不是便要扯碎“洛阳旧谱”，把“姚黄”都踏在泥泞里，让“王侯园圃”里“荆榛狐兔”，蓬蒿满地，才算是过瘾，才算是解气？区区以为，改革不能带有这种复仇式的心态，一直压抑着等待“有朝一日”，然后把改造对象作为打倒对象，完全抛弃，再践踏上一只脚。区区把诗坛比作“王侯”园圃，不是一种阶级上的划分，不是说只有什么身份的人才有资格涉足；而是王侯的园圃总是装饰得特别好，特别有水平的，不得不承认有钱人总是比较有格调，因为他们更有时间和精力和能力去追求格调。对应到诗坛上来说，就是，知识精英总是更有时间精力能力来装饰诗坛。打破垄断是好的，但要拔尽名花栽牡丹，以有些煞风景；再要把杂草种个满园蓬勃，只怕已迹近焚琴煮鹤了。

区区对五四时期的新诗，已是如此看法，但终归还觉得要算是“牡丹”的，还值得给它移出个位置，好好的种起来；对当下的新诗，只怕就是蓬勃勃乱糟糟一堆杂草了。这就是区区在副标题里说的，这打着后现代旗号鬼哭狼嚎的时代！我们来看看当下的文艺主题：平民选秀，色情，语言泡沫和颓废。进入新诗来说，就是口水诗和下半身写作。诗人韩东极尽赞扬只能事的称赞了这样一首“天才”的诗，如下：

致天上的白云

天上的白云真白呀/真的/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特别白特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

才看到这首诗的人相信都和区区一样不明就里：这是一首诗么？好么？好在哪里呢？但是像韩东这样的诗人都说它好……那它相比是好的，必定是好的！好在哪里？大家就可以发挥想象力努力地为它解释了：嗯……这就是最最经典的“解构”！这充满了“前现代主义的呻吟和后现代主义的乡愁”！这是铅华落尽的返归！这是对传统语言范式的勇敢质疑和反叛……等等等等，总之用大家都听不懂的话解释一件大家本来就不懂的事，搞得大家更加不懂，又尽各自的理解来对这些解释加以解释，催眠式的相互影响，终于搞得莫测高深，对它崇拜起来。这崇拜由于真的不能解释原因反而变得越发真诚，最终统统冠以名号“后现代主义”。这首诗当然只是个例子，但足以说明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思维过程。

要说的是，以上这种怪圈并不应该由韩东者流负全责。他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生存需要，是文人风骨对世俗泛滥的一种苟安。为什么泛大众文化可以猖獗（原谅区区的用词）到这个地步，区区以为是大众意识正在苏醒的缘故。“大众”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概念，应该说，是一个一个世俗个体自我意识的苏醒量变累计出来的结果。从“一个”、“一个”的角度来看，都是以“我”为中心的，而“我”的世界又是由我的日常生活和世俗需要构成的。说白了，就是一个人活着，他吃饭，说废话，做没有创意的工作，做爱，睡觉。他们曾经被作为统计数字忽略掉，没有人在意他们的感受和遭遇，当然也不会有人重视这种生活。最初表现这些东西算是一种进步，算是一种自我觉醒的合理要求。但并不是说这些东西自身有多么大的价值，应该获得多么大的重视。问题是，当这“一个一个”累计成了“大众”时，它就代表了一个阶层，它在数量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优势，它的要求顿时霸道的开始挤占别的东西的生存空间！于是废话和性爱这种“大众”最感兴趣的东西就充斥了各种艺术，汹涌泛滥起来。本来这中间也孕育了很微弱的那么一点民主的苗头（没有民众自我意识的苏醒就不可能有民主），但是不是就意味着艺术标准应该向这个苗头妥协？要妥协到什么程度？泰戈尔对甘地说：“不要以生存为借口破坏我们的艺术”，甘地回敬说：“不要以艺术为借口压迫我们的生活！”举世为甘地鼓掌喝彩。固然因为甘地的话听上去很正义，也是因为甘地的“我们”代表了更多的人。有谁设身处地的体会过泰戈尔的话中深意？

消解崇高，解构优美，颂扬庸俗和繁琐，鼓励纵欲和自私，细致并不厌其烦的描述丑恶，表现颓废消沉，好像就是现在的所谓高深的后现代。似乎这些东西才体现一个人足够透彻，足够洞穿世事，正独自承担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体味生命的大虚无大焦虑。这里除了上文阐述的原因，区区以为还有这层因素。一些真正足够透彻，洞穿了世事的人，确实因为承受了那样的大虚无大焦虑而显得举止反常言语怪诞，而且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和世人的尊敬。当平民挤占了文坛的主要空间后，他们当然也想要赢得高度评价和尊敬，要学那种透彻和智慧很困难，要学那种怪诞的言语和反常的言行却十分容易。但是这些模仿来的语言和举止因为缺乏思想的支撑，只是浮浅或滑稽或生涩。于是他们需要夺过那批先驱的旗帜，冠上高深的名目，拼命的招摇呐喊，跻身同流或者索性混淆视听，让大家终于也判不清是非。而且这样的人，基于一种缺乏内容和水平的心虚，反而嚎叫得格外强烈积极。由于这个人数够得上“众”的级别，也就终于造就了这打着后现代旗号鬼哭狼嚎的时代。新诗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当下的人写诗的不多，读诗的更少。写的人中很多不过是误把写作冲动当作了写作才能，找点成就感甚至意淫；读的人中很多就更不过是想显得很有文化或者懒得创作直接找点意淫素材。

这么说话也许委屈了一些人，但总有一点道理，容秉：诗之所以是诗，不是小说，不是散文或别的什么，总有把它和别的文体区别出来的特征。爱诗的人，当然爱的应该是这些特点。区区看来，就是语言之考究，节奏之考究，意境和思想上的考究。说到语言当下的新诗大多数简直寡淡到啰嗦，赤luo到无耻；说到节奏好像都不出自大脑而出自回车键；说到意境基本上是缺失的——统统直白说来还有什么意境可言；说思想则性器官已经取代了大脑，向原欲倒退并以之为进步。区区是一个很热爱诗的人，痛心疾首之余不免说话偏激，但期望真正的诗出现之心可昭日月，痴盼某一天，谁来还我的洛阳旧谱！

本文已被编辑[chen红叶]于2006-11-6 0:17:16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