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磨难――谋生

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和“斗批改”阶段，为了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为了纯洁革命队伍，掌权的一派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还没有“解放”的“走资派”、对立派的头头、社会上的“二十一钟人”（主要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暂时没办法定罪的人及其成年子女）通通抓起来，分别关押在若干个临时集中营里武装看守。有单位、有工作的人，一律停发其工资，所有被关押在临时集中营的人，都不供应牢饭（连刑事犯的“待遇”都没有）。我一家六口人被关押五人，要不是“十六条”中规定：“学生中的右派一律不抓，等到运动后期再处理。”可能我也难于幸免。

停发工资，全家的生活登时陷于绝境。像我这个“叛徒、特务、官僚、地主”家庭，亲朋好友躲之不及，全家只留下我一个最小的“自由”人了。什么叫举目无亲？什么叫走投无路？我从这时起真正知道其含义了。刚刚满14岁的我，稚嫩的肩膀就要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了。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社会里，许多成年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就算有临时的工作岗位也没人雇请你这个小孩子呀，就是去要饭也不能够要来六口人吃的东西啊。这么办呢？我当时就有寻死的念头了。可一想到，自己死了倒省事，妈妈、哥哥、姐姐他们怎么活？

为了寻找能挣钱的活，一连几天我像耗子一样满城游窜，终于发现了“泥砖”（即没有经过烧制的火砖的干胚）很有市场，每块干砖能卖0·3分钱，还供不应求。

“摔泥砖”必须有专用的工具和场地。为了省钱，割泥弓就自己动手做，去凉鞋厂捡割去橡胶层后丢弃的汽车轮胎带橡胶的钢丝圈，剥掉橡胶，找来竹片钻孔压弯，穿好钢丝就行了；没有钱买做工作台的青石板，就去乱坟岗里找倒下遗弃的墓碑；泥塘就使用别人遗弃的再利用。翻好泥土，就到50米下的山脚担水上来浇，要浇透20平方米的泥塘，必须担15挑水。“炼泥”（就好像擀饺子皮需要揉面团一样）没有牛来踩就自己赤脚来踩，牛踩两遍人就要踩四遍以上。“摔砖”我人小没力气，开始每天只能摔几十块，几天以后锻炼出来了，慢慢的每天可以摔三、四百块砖了。

砖是摔出来了，可晾干需要25天左右，钱是一时不能得到手。为了能尽快的挣到钱，我又去了县麻袋厂领麻绒回家，晚上学习纺麻线。开始纺出来的麻线粗细不匀，一个晚上纺不到一斤，三天后就很不错了。一个星期后，当我第一次去麻袋厂交十斤麻线领到1·6元钱的时候，眼泪这么样也止不住。啊！我能挣钱了！亲人们不会饿死了！

就这样，白天我去摔砖，晚上在家纺麻线，为了全家人的生存，我完全是在疯狂地拼命。

这还不算，亲人们每天的两顿饭我还得去送。五口人分别关押在三个集中营里，为了挣钱，为了送饭，可以说我是分秒必争。为送饭我还有点“运气”，去送饭的有一位高三的街坊姐姐，生得挺漂亮，每次都让武装人员挑逗和“搜身”（牛鬼蛇神的子女，只能忍气吞声）。为躲避麻烦，这位姐姐委托我去送饭，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借给我使用，这样我就省下了许多时间了。

钱我是挣了一些，但是远远不够开支。除开买米、买柴、买菜、买油盐外，最大的开支是买伤药（这个问题有待下文交代）送去集中营。买不起肉（整整半年我没闻过肉香），每顿饭我只能用青菜汤泡饭吃，省下青菜让浑身伤痕的亲人们“补”身子。人家14岁的孩子还躺在父母的怀里撒娇，我却日以继夜地辛劳。有时候累得动弹不得时，就买一点劣质白酒来喝，因为我绝不能倒下啊！

半年后，姐姐释放出来了，不久哥哥们也逐个被释放，他们的回家，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一年多以后，由于解放军的进驻，“文革”的“处遗”工作的展开，妈妈也获得释放回家，虽然被继续“监督”劳动，一家人总算是死里逃生团聚了。

可能就是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吧，我学会了如何忍耐，如何生存，如何观察、分析事物。当然，也锻炼出了酒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