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风雷激荡、云水翻腾的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位伟大而神奇的智者，他涌立在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潮头，开法家之先河，掀开了当时思想领域诸子争鸣，百家峰起的大幕。他以“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朴素市场经济思想，推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贸易、财政、税收、货币及粮食等一揽子改革，辅佐齐恒公数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此人就是被诸葛亮视为标杆，被史学界誉为中华成功第一相的“最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语）的管仲。

品读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笔者觉得他的睿智主要体现在他的经济思想中。他有一句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结合理想与现实，指出了管理国家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把财政经济问题放在首位，他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正确处理好了“富民”与“富国”的辩正关系，并以此达到“国多财则远方来”的外交目的。这与邓小平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三个有利于”的现代经济改革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无法掌握科学的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管仲也不例外，但他的“富民”论却充分体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他那套系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他早于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改革家，如李悝、申不害、吴起、商鞅等，但更高于他们。他相齐时间长达40余年，纵横自如，举重若轻，最终功成名就。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实干政治家和经济改革家，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成功的典范。即使在今天，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也大有借鉴意义。

为了实现　“富民”目标，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为重要。为了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劈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市民，勉稼樯，修墙屋”，以实现“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地僻举则民留处”的经济政治主张。在古代，国民经济非常单一，农业生产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历来为一切有为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而管种比其他绝大多数思想家更高明、更睿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重视农业生产，而且，也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务本饬末则富”。因此，他根据齐国临近东海盛产鱼、盐的优势，而发展渔、盐业，并设立渔、盐、铁官职进行行业管理，特别是鼓励渔、盐上市交易，以适应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用太史公司马迁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来表述当时人们求财的现实愿望自然十分妥贴。

管仲的经济改革思想还明显体现在赋税改革方面。他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实物税政策，次地轻征，增产多得，“与民分货”，目的在于提高种田人的生产积极性，促使他们增加产量，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自然，政府所得赋税收入也随之增加。同时，在主张征收土地实物税的前提下，反对增加人头税、房屋税、牲畜税、户税、关税和市税等各种工商杂税来鼓励工商业发展，以分配和协调社会财富，维护工商业利益，来达到“民富则易治也”　的政治目的。他还反对重税盘剥，主张取于民有度。他说：“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鉴于当时地力、民力都有限，他主张：对土地每两年征税一次，税率从白分之十到三十不等。上年十取三，中年十取二，下年十取一，饥年不征。为了规范市场，打击富人垄断者，控制他们与民争利，管仲还采取了向富者征收消费税的经济手段。

此外，管仲在对外贸易、货币、价格、粮食生产与流通等许多方面都有深刻而精彩的论述，并进行了许多成功的实践与探索。

管仲之所以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原因大概有二：在他从政之前，曾经营商业多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知识和实践经验，而主要原因在于，他施展才干的政治舞台不是地处偏僻的西部内陆地区[如秦国]，而是面临大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齐鲁大地。辽阔浩瀚的大海拓展了这位思想家的胸怀和眼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熔铸成他那深刻、睿智的思想。

管仲几乎与古希腊大改革家梭伦[约公元前638年-公元前559年]同处一时代，两人都对各自国家的历史、法律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却将管子思想束之高阁而“独尊儒术”，以致使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在数千年的涅盘中逐渐落后于西方文明。有人说，中国两千年来最大的悲哀在于重视孔子思想[愚民、人治]而忽视了管子的思想[富民、法治]。在这里姑且不论此语的正确与否，但起码管仲相齐的经济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在他那个时代，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看到了一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根源是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在稳定第一产业农业的前提下，必须因时、因地、因行业不同来发展多种生产经营，以达到增加gdp和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目的。

二00四年八月十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