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读懂诗歌》
自从“五四”运动倡导“新诗”以来,中国诗歌作者欣然地接受这种看似自由的文学形式,而到今天,某些“中国诗人”已经把这种自由发扬光大到了及至,自由地甚至有点不能自我把持。因“自由”而导致混乱无度过后,结果就是很多平面文学媒体的编者对那些热爱文学并有一定潜质的作者寄去一份忠告:多写文章吧,少些诗,诗歌快要死去了,它的优劣已经很难界定了,写诗没有前途的!
上面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它是当下文坛一种真实的写照。其实诗歌到底应该怎麽写,怎样的诗歌才算是好,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十分清楚而又模糊不清的困惑感,是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个人的观点很简单,还是那句老生常谈,诗歌首先要讲究意义,乃至任何艺术作品都要有一个意义,简单说就是“创作良知”。而后,就是要跨越语言和技巧,但这两个简单的名词所概括却是无比的深泛,也是许多作者许多年难以渡过和参悟的一道巨壑。
关于诗歌创作的意义,通俗点就是说为什麽要写,写出来后想让大家从中读出些什麽?从盛唐时期李太白和杜子美两位仙圣级的大诗人的巅峰对决开始,中国的诗歌从大的概念上讲就是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宗脉。虽然因年代的细微错位,以及身世遭遇的大相径庭,铸就了李杜二人的诗风截然不同,但两位伟大诗人却有着相似的伟大之处,他们用诗文生动地剖析了自己眼中的世界,展现了作为个体独特的性格魅力和颇有见地的人生观、世界观。李白的飘飘欲仙、洒脱不羁,杜甫的尖锐刻骨、忧国忧民,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所以说,体现真性情、大性情,才是一个诗者必须的灵魂。
今天的诗坛,因该说理性的诗更容易受推崇,因为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人们被许多看似美好,又十分奇怪的“气泡”弄晕了大脑,甚至迷失了心志,以至于审美能力急剧萎缩,所以珍爱生活的人还是渴望一种正确的思想准则。冷静思考、意味深长的诗歌很自然地脱颖而出,那些诗歌示人警世、不浊淤污,以高贵的姿态赫然挺立,满足了读者的精神需求。
臧克家先生的《有的人》便是此类佳作,此诗不但能让人读到诗人对鲁迅先生的缅怀,还对人性做出了准确、深刻的解析,让人读后受益终生。但最关键的是能让人读懂,因该说是能让广大平民百姓读懂!臧先生用一种再朴实不过的语言表现了一个诗者屹立天地的豪情,含蕴无穷的力量,给人以无限大的震撼感。然而,今天许多被推到“塔尖”供大家顶礼膜拜的“好诗”,大都堪称“旷世奇作”,不用说普通老百姓,就是许多成天读诗、写诗的人又有几个能真的读懂?那种“高贵”让人有些不知所措,也许那些“伟大”的诗人们的内功过于深厚,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但我想说,如果您的蕴涵过于深奥,不如去研究哲学、汉语文学;如果您忘记了诗歌是用来激励民族精神,歌颂人性高尚的大性情,就请您不要再践踏我们这些凡人的“无知”与无奈。
诗歌创作的意义是要展示仁厚的品格,率真的性情,让读者从诗中读懂作者,也读出自我。冷静地思考,是思考社会的需要,生命的需要,情感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超凡脱俗,用一种冷峻甚至冷漠的姿态宣布我的诗歌拥有另类的“高贵”。
语言和技巧对于没有文字功底、水平低微的我来说没有多少发言权,但我还是想从一个爱好者的角度讲讲自我感受。“新诗”没有了格律的限制,使作者更容易挖掘自我,创造意境,但在尺度放宽的同时,也让作者失去一个标志性的准则。诗歌向来是语言神圣的炼炉,如今常用的成语大半出自古诗词。提炼语言,压缩语言,妙用语言无疑是诗歌的精髓,但如今的诗歌更像是一次“造句造词的革命”。当然,我也不知道那是在革文学的命,革汉字的命,还是革智慧或者什麽的命。最让我迷惘的莫过于“断句”,把本身顺畅流淌的语句刻意地切割,割出了当下非常时髦的所谓“味道”和“哲思”。这种状况可能与中国诗人吸收外国诗作的养分有一定关系,但是众所周知,译本与原著会因语系和思维方式的迥然不同而产生很大隔阂,我们借鉴外国诗人的作品时,是不是应该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用一种有保留的态度,一种中国人的方式呢?可是没办法,环境如此,大多数人认同,都这麽写。因此,我也没必要去查询谁是第一个这麽写的,跟着学就好了。这下我终于明白了为什麽许多人说我们写诗的是在“无病呻吟”了,谁叫我们成天琢磨一些病句呢。
其实诗歌太需要争论了,又太不可争论。如今的诗歌,好像是若被人一读就懂、一看就穿便成了俗气,那些“意境”都要藏着、掖着,生怕暴露在表面,失去“风雅”,只有能深层次“挖掘”,读懂作者“潜意识”的人才有鉴赏力,才是“知音”。好家伙,这岂不是要让广大民众叹为观止,敬而远之吗?诗歌,诗之歌也,它不该成为一种凌于万众之上的冷门艺术,诗歌真正的生机还是在民间,缺少了大众这片海,那些传说中的“上乘诗作”不过是条“死鱼”罢了。
我个人觉得现代诗歌应该是一种灵秀、飘逸的语言,涌动着耐人回味的思索。就像那一句,好像是舒婷的吧,“大雪封严了所有的路口,却依然有人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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