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见到他,在各种场合中。他总要我响亮地叫他一声“姐夫”才算数的。我没有姐夫,叫他就很奇怪。这种称谓真是一场玩笑。人际关系有时可以因为有玩笑,而变得轻松愉快。人生又因为有了一些奇遇的朋友而生发许多趣味。
那是1998年的腊月三十,黑夜里飘着大雪,有个陌生的电话邀约我去聚会。说是姐姐的20多个高中部同学正聚餐在西安钟楼大饭店的西餐厅里,因为姐姐的拒绝参加,就有人提议让我去顶替。1971年,我母亲干部下放在武功县贞元公社,我和姐姐同学就读在武功县普集镇中学,姐姐在高中部,我在初中部。那时大家都住校,农村的孩子居多,粗布衣裤,冬夏两季,黑白分明。全校就几个女生,凤毛麟角的很显眼,他们男生可能还记得我,而我已经谁也记不清了。姐姐32岁离婚,独身画室的10年生活,已养成她远离人群心静如冰的性情。我在电话里请大同学他们谅解姐姐,然后就冒着风雪去聚那个不伦不类的聚会。
农村工厂,记者生涯,接待工作,球类运动……让我这20年间与人有了一种鱼和水一样的情感:谁也离不开谁,交往也变得简单。就像一幅速写画,初学者是千笔万划质感差;而划拉多的老道者,寥寥几笔就是可以栩栩如生。人心和人心是一定有捷径的!我很喜欢毛泽东的两句话,一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二是:在共[chan*]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就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出来。我不知道,这世间还有什么可以比人更可贵更可爱更好玩更有趣的了。我喜欢人。对人,我很有兴趣。
他那天是个主事的人儿。有大哥大姐就一定让我猜猜是谁给我打的电话。岁月已将一群农村孩子雕塑得如此生龙活虎,气度不凡。我猜不出来。我说要去洗手间,女服务员就直冲我指指他的后背。我回顾那个“熊背”:水光溜滑的发型,浅色绷着身体的西装,同学都称他为“厂长”的一个先生。全桌20多人都在翻阅传读着他的书。那书名儿叫《走近大山》,封面是蓝天下的高峰,写得是他们厂那些响当当英才俊杰的散文,是个体独立的群像速写。
我问他为什么会写这本书?他说,他是天天上班望着窗外那三棵核桃树才写的。春去秋来,叶绿枝黄,花开果落,三棵树个个都不虚度。他就立了目标,三年要拿出三本书,时间是用周末双休日。这是第一本,也送你一本吧。那天真巧,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样书25本也出来了。印刷厂长问我送到哪里?我说,就送到钟楼大饭店西餐厅吧!我们做了一个交换。他让我签字。我写道:向三棵核桃树致敬。他看看就笑,又喝了些酒,然后提笔在他的书扉页上写下几个字:我曾想当你“姐夫”。我说,都25年了,你说得是真话,还是和尚念熟了的经呀?以后我真叫你姐夫你可别不答应呀!他说,不会的。一定随时答应!
我刚刚当上省球类中心副主任时,曾认真请教过姐夫他怎么做“副”。姐夫对我讲了,副职是一门技术,是一种境界。你要到位,但又不能越位。一个助手可以成就伟人,也可毁灭小人。你自己去悟吧!别人在台上表演,你要去学去琢磨,去欣赏。总之,很难很难。姐夫他也是厅局副职,所以他说他干好工作后就只埋头著书,活得感觉很充实很单纯很畅快。
在我还在认真“悟副”的时候,他的第二本和第三本书又陆续出版,他突然间就高升了。那是一个夏天,我正在足球场上忙活儿,姐夫他是来取甲a足球票的。他让我看了一纸省委令——任命他为正厅级一把手的复印件。姐夫他低下头,眼里一阵一阵有泪花在闪在游在晃。他说你笑话你“姐夫”吗?我摇摇头。足球,让我对人和事经历得太多。我说姐夫,经历了足球的闯乙级、保b级、冲a级,我就理解了官场男人的眼泪,还有那些心里流不出的眼泪。他又说,如果我还是个农村人,你还会称我为姐夫吗?这是误区。我以为:人,只有人的区别,并没有高低、大小、男女、区域、城乡、肤色、职业之分。我以为,只有跨越等级,跨越男女,跨越职业,跨越地域国界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干的人!
姐夫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儿子正在北京体育大学考试,两校相隔一条马路不远。考完试,我就带了儿子去看看他,也去看那个让中国无数官员充电提高的地方。他问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答,它比咱们陕西武功县普集中学更大更好。
他说:“哦,你很诚实。”
六年来,我已经很习惯叫他“姐夫”了,他也答应得很爽很顺很利索。我们如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人,大家见面就叫“同志”一样,很亲切。只有姐姐不清楚。一次我在娘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连连嘻哈大笑着称道,姐夫姐夫,姐夫……姐姐就很奇怪地问我:“哎!哎哎!疯女子,你这大呼小叫的姐夫,他到底是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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