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情结

我出生于秀山县清溪场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我现在有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但我明白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我仍是一个尚未屙干“红苕屎”的农民子弟，因为我是靠红苕的哺育,我童年、少年时代，才没有受到过饥饿的威胁的折磨，红苕与我有太多太多的缘份，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摆脱不了“红苕情结”，事实上我对哺育我长大的土地和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红苕有着较为深厚的感情。

从我懂事起，几乎上每天的餐桌上顿顿都有红苕。那个时候，红苕是我们家庭的主粮，在农村有“红苕是半年粮”的说法，母亲为了照顾我，在做饭时，特地在锅里煮上半碗米，在饭周围蒸上一些红苕，饭是主要为我而做的，其他人基本上要等我舀了之后才能够吃上。母亲为了使我们对红苕不产生伤食的感觉，又不断地变换着花样，有时将红苕削去皮，切成小颗小颗状，等锅里的米煮开花后，用铁瓢将米汤舀去，留一部份米汤，然后将切成果颗粒状的红苕倒进锅里，用锅铲将米与苕颗混匀，这种饭我们称为“红苕饭”，然后再在锅沿又蒸上一些红苕，这才盖上锅盖，用擦灶帕扎好锅盖与锅间的缝隙，在灶堂烧火直到锅里有饭锅巴的香味后，才将柴火退出灶外，再让锅里闷上十几分钟，红苕饭就做好了；　有时削去红苕皮后，切成薄片，将铁锅里的菜油烧出青烟，再将盐、海椒、葱子等倒进锅里，用锅铲搅匀，再将红苕片倒入锅中一阵爆炒，等红苕片炒成带黄带黄的时候，然后掺入一些水，盖上锅盖，烧火煮熟。吃红苕汤时，根椐每个人的喜好，各有不同，有的人喜欢吃才煮熟就起锅的，这种红苕汤里的红苕片是成片成片的，而有的人则喜欢吃那种能够用嘴就能喝进肚里的汤汤水水，如果在里面加上一些菜叶更舒服，更可口。吃蒸熟的块状红苕则离不开菜，菜是自留地自己种的红萝卜、青菜、白菜等，里面没有油星，但有了这些菜吃红苕就很赶口、不会伤食。家里劳动力多的家庭，条件好一些，将队上分的黄豆用来推成渣豆腐，用渣豆腐下红苕别有一番风味，在我们乡下至今都还有这么一句话：“渣豆腐下红苕，吃得一饱二醉”。蒸熟的红苕有时吃不完则放上灶门口上方的炕上，用烟熏成“烤红苕”，留着今后吃。在进入农历的十月后，人们先在田里种上小麦，大人细娃便开始上坡摘红苕叶，挖红苕时分工也很明确，由专人将土里的红苕挖出来，成堆地摆在土中间，等风吹干红苕上的水分后，由妇女或小孩再将红苕上附着的泥巴揩去，轻轻地放进篾篓或撮箕里，大红苕是用来供人吃的，半大不细的又没伤皮的红苕则用来做苕种，挖破的红苕和细红苕全部放在一起，主要用来喂猪或推红苕粉，选满所有的背篓和撮箕、箩筐后由正劳动力（男子）每人挑一挑，妇女则挑破红苕或者红苕叶，浩浩荡荡象一路大军下坡来，红苕挑下坡后，要同生产队长和会计按户进行分配，由保管称重后记入账册，有劳动力的理所当然全部都能分得大的或者好品种的红苕，没有劳力的和成分不好的家庭则全部分得一些别人都不要的细红苕或破苕，有的还是一些从被牛踩过的土里挖出来的红苕，这种红苕放进红苕洞容易烂掉。

有时，我吵着嚷着要吃没有掺和红苕颗的大米饭时，母亲和哥哥们都会给我讲“大伙食房”时的一些事情。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那场自然灾害，我没有经历过，关于那时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从我父母亲和哥哥们的口中才有一些大致的了解，正是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这些事情才使我对于饥饿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于红苕对我们这些农家娃儿的哺育之恩才会永世不忘。那时候，家家户户是不允许自已私自开伙的，所有的锅碗瓢盆通通被民兵收到了大伙食房，所有的人都得到大伙食房去吃饭，谁的家里如果被发现私自在家烧火，民兵们会上门来搜查，轻者提走铁锅、踩灭柴火、抱走柴禾，重者还要被弄到大队部去检讨。大伙食房的那种饭，其实一点也名不符实，只是米汤里面有那么几颗少得可怜的饭粒，在吃饭时，汤汤水水，大人用大碗，小孩和老人用的碗要小一些，由炊事员一瓢瓢地发给大伙。那个时候，不管走到哪里，看到的人都是脸上腊黄腊黄的，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对填饱肚子的东西的企盼。听隔壁三公等老人们说，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亲情友情都成了附带品，自已的生命都难保，哪里还顾得什么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三公说，他曾亲眼见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在土坎边再也醒不过来，还有的人把死去的小孩煮来吃，有的人把自已的亲生子女推下河，任凭河水冲走，在哪个时候，两个熟红苕能买一幢五柱六的大木房，能娶一个比较有姿色的姑娘，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是根本办不到的。

也许是那时我父亲算得上寨上唯一的又写得一手好字精通账目的文化人吧，尽管他当时由于我祖父的成份高而经常受到批斗，但还是安排到大队部当了会计，母亲则每天随婶娘、婆婆们参加生产劳动，两个哥哥也被安排看牛和捡牛粪。有一次，是麦子快要收割的季节，那天早上，被饿得心里发慌的大哥将牛放在烧箕湾一块草地上后，就跑到麦地里将一穗一穗的麦子掐断，放在手掌心中搓掉麦壳，大把大把地往嘴里塞，来不及咀嚼就往肚子咽。此时民兵连长昌成正好路过，看见大哥在偷吃麦子，走过去抓住大哥就往寨子里拖，象拖一捆柴草一般，“划划”地响，昌成的父亲寨上最大的官（大队支部书记），平常他们一家对我们家的人都没有好脸色，因此对大哥的求饶根本听不进去，他将大哥拖到寨子门口那根碗口粗的桂花树边，用一根麻绳将大哥绑在树上，找来一根细细的树条左一下右一下地抽着大哥。母亲听说后赶来，跪着给昌成说好话，昌成才丢下手中的树条，说：“你要好好管教他！”说完便扬长而去，后来还是从大伙房赶来的炊事员加义嫂和母亲一起才将大哥弄回家里，母亲脱掉大哥的衣服，看着他身子上的条条伤口，禁不住眼泪长流……·

晚上的时候，加义嫂专程来看大哥。大哥说，加义嫂心肠特别好，有时两个哥哥到伙房，加义嫂总是趁人没有注意偷偷地塞给他们一个粑粑或者熟红苕之类的食物，一边装着吼他们：“快走！快走！不要影响我们做事情。”一边使眼色让他们尽快离开，平常对他们也很照顾。正是这种缘故，我们全家对加义嫂心存感激，因此两家的关系也十分好，这种情谊一直到现在都在保持着。后来，寨上的一些人开始乱说闲话了，说是父亲和加义嫂有那种不明不白的男女关系。有一次批斗父亲的会上，当杨家园的明千在用一些捕网捉影的事来斗父亲时，加义嫂实在听不下去了，唿地从人群中站出来，指着他骂：“你说话要有根有据，说冤枉话不得好死，你他妈乱造是非，你亲眼看见了嘛？招呼二天你子子孙孙生出来都没得屁眼儿！”骂得明千灰眼灰睛很不得色。母亲在我懂事后告诉我们，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她心里十分清楚，知道是那些不服气的人对我父亲的诽谤，父亲的为人她心中很明白。

还有一件事情是二哥告诉我的，母亲为了让哥哥们吃上新红苕，在队上的土里偷偷挖了一窝，放进牛草背篓里，上面用才割的青草盖着，背回家来，不知怎么被民兵们发觉，拉着母亲就要去大队部，母亲死活不愿去，民兵们将父亲喊来，让父亲说该怎么办，父亲说是他叫母亲去挖的，于是民兵们将父亲五花大绑要送大队部批斗。那时冬发公是一个基干民兵，经常背着一把大刀，神气十足，他用背上那把砍刀在父亲的背上砍了几下，没过多久，冬发公害了一场大病，头发都落光了，病得死去活来九死一生，后来他家里悄悄请了一个老先生给他看病，老先生说：“你要多做一些善事，少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冬发公忙让家里人将父亲请到他家里好好地款待，同时向父亲赔理道歉，请父亲原谅他的鲁莽行为。也许是这一次大病使他心灵受到震憾、良心受到谴责了吧，从此他对我们一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处处对我们家给予一定的照顾，经常到我们家来找父亲耍。

我出生那年是“伙食房下户”后的第三年，那时生产和生产条件有了改善，家家户户又分到了自留地，种上红苕和菜，寨子上才渐渐地有了生机。我出生后体弱多病，父母在我的身上不知花费了多少的精力，在襁襟中父亲和母亲把我视为龙蛋般地保护，深怕我受到一点点的伤害和饥饿，我的童年就是在他们的百般呵护下度过来的，在我的记忆里，父亲除了那次我因为与春生等几个小伙伴，在放牛时偷四队的红苕用火烧吃被四队队长滕建武捉到后，滕队长找上门兴师问罪，父亲当时气得脸色发青打了我几下（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打我、骂我过。

其实那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也是图好玩。那天我们将牛牵到了烂塘湾，春生提议由他和自友负责去偷四队土里的红苕，我专门负责看守几个牛，分工完毕便分头行动，正当我们烧燃杉木剌将红苕丢进火里烧的时候，四队的队长滕建武来了，他一个想抓我们，根本不可能，我们四处乱跑，气得他大骂，干脆把我们几个看的牛全部牵起，赶往寨子去，可是走到寨子后面的那个酒房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将牛赶往烧箕湾我家那几块土里，想让牛在那里饱食一顿鲜嫩的红苕叶，让我家也遭受一些损失，没想到他搞错了码头，将牛放进了三满叔家的自留地里，三满叔知道后跑来制止，和他当场骂了起来，两人差点打起架来，父亲和母亲们赶到后才将他们拖开，滕建武心里的火气不得出，指着父亲的鼻子大骂，父亲默默地忍了，可是回到家来，父亲突然抓紧我就是不放，找来一根细细的鞭子狠狠地抽打我，把我打得直到地上翻滚，不断地哭叫……·后来我家的春生、自友家每家被罚了款(由生产队扣几百斤红苕赔给四队)。

在读小学时，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傅，由于我那时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第一名，她对我非常好，父亲和母亲也经常去看望她，每次去的时候都给她捎带点绿豆、黄豆，还特别背一些光滑园园的红苕，因为傅老师非常喜欢吃红苕，她有时将红苕削去皮切成片用油炸成脆生生的红苕片，有时又煮红苕汤，有时用红苕蒸熟后拌合米面制作成红苕粑，有时又将红苕切成方块用开水煮熟，利（过滤）开水气，拌上白糖，总之她不断地变化着花样，每次她做了这些东西，都要给我留一些，下课后让我到她的宿舍去，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着，眼里流露出慈母般的疼爱，不停地问我：“吃饱了吗？还要吗？”从现在的生活水平看来，吃点红苕并不是很稀奇，可是在那种红苕能当半年粮的年代里，红苕不但维系着亲情和友情，养育着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农家子弟，这正是我始终摆脱不了红苕情结，始终对红苕有着深厚感情的根本原因。

土地承包到户后，各家各户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地高涨，科学技术不断深入山乡和农村，粮食年年获得丰收，特别是水稻由以前亩产几百斤增加到上千斤，作为人们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红苕已渐渐地从人们的餐桌上淡出，可是我却对红苕的离去产生了伤感和忧愁，生活水平越是提高，我对于红苕的那种恋恋不舍的感觉就愈强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