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磨难－－停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尔后，8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xi]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接受了清华附中学生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并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由此，毛泽东主[xi]连续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而北京市的“红卫兵”则肩负重任“南下串联”，向全国各地输送“造反有理”的革命“真理”。

当时，我们正读初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按阶级成分选出“根正苗红、苦大仇深”的革命接班人分批分期前往北京市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整个学校乱哄哄的，人心根本不在课堂里。随着上北京的“红卫兵”代表返回，和公路上不时走过身穿旧军装、肩佩红袖章的“南下串联队”，名目繁多的战斗队、战斗兵团、总司令部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什么“红旗”、“韶山”、“井冈山”、“湘江评论”等“总部”也层出不穷。最有趣的是，一个仅有三个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竟然打出“三万人马”的旗号来。

这些组织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冲出校门，“杀”向社会，随意楸斗带“长”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下串联“红卫兵”的指导下，楸斗“走资派”都有一个统一的方式：给批斗对象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一块大牌牌，上面大字书写“打倒xxx走资派”，在颠倒的xxx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上x。先是游街，再拉到会场批斗。“红卫兵”的随意楸斗，亦引发了一些单位的职工响应和参加，每天大街上人流往返，熙熙攘攘，就好似赶圩一般。

社会上的混乱让各级党委忧心忡忡，在党纪政令不通，派工作组又是错误的情况下，于是就在国营企业里组织起“工人赤卫队”与楸斗“走资派”的“红卫兵”针锋相对。你学生“红卫兵”要楸，我工人“赤卫队”就保，忙得不亦乐乎，社会秩序一度好转。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了毛泽东主[xi]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时间，全社会烽烟四起、狼烟遍地。工人“赤卫队”解散了，楸斗对象扩大了，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还将社会上的“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拉出来陪斗。慢慢的，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属于“走资派”外，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曾经犯过错误的老师们也被楸斗了。原来的各科教科书通通属于“封资修”（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统统付之一炬。

随着运动的深入，社会上出现了“派性”，互相“辩论”不服，武斗也出现端倪。当上海的“夺权风暴”传来的时候，大规模的武斗遍地开花。人们为了“真理”，哪怕死伤累累，也前赴后继在所不辞。

在空旷的校园里，只剩下我们一些属于“黑五类”的“狗崽子”们与“有问题”的老师。而“观点不同”的武斗双方，有时候竟然在校园里舞枪弄炮的摆开了战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背着住校的行李，眼含热泪，一步三回头地告别了学校回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