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火不救说开去

前几天，我在央视的《大家看法》栏目中看到一则消息：一辆装满货物的大卡车在某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起火，司机急得在地上打滚，又打电话给消防队，又心急火燎地请过往司机邦忙。可是，消防车在途中塞车，半个多小时方才到达，过往车辆却没有一辆停下来相邦，货车司机自备的灭火器用完了，欲哭无泪，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车与货物毁灭在大火之中。节目主持人在报导这则消息时说，如果过往车辆能伸出援助之手，上述惨剧就不会发生。

看了这则报导，我乍然地想起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有一回，我竞然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从这里，鲁迅得出结论：“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鲁先生从看客身上看到的不再是身体的疾病，而是精神的疾病。

自然，中国人看着中国人被外国人砍头而神情麻木，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颓丧，展现的是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麻木，而国人之间的见火不救，至少也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精神品德上的麻木。有人说过，一个不爱自己的父母的人，就谈不上爱自己的祖国。那么我也敢说，一个看见大火就在眼前而熟视无睹的人，也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祖国的人。

当今的年代，从某种角度观察，可以说是一个物质文明发达精神文明却相当匮乏的时代。为什么物质和精神成了反比？孔子不是说过“仓禀实而知礼节”吗？我们现在的“仓禀”可算得是“实”的了，为什么“礼节”却没了呢？其实，这种怪现象说难理解也不难理解，仓禀实了，如果道德教育跟不上，私欲也就自然地膨胀起来，就“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了。就“为富不仁”了。

近日，我在新华网上读到《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篇文章。文章说，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博士从孟加拉国的小额贷款中得出“穷人比富人更值得信任”的总结。恰巧，我国的山西平遥，日升隆和晋源泰这两家以旧票号方式命名的民间小额贷款公司以“到期贷款100%收回，到期利息100%收回”的两个百分之百佐证了尤努斯博士的论点。文章还指出，“在社会道德滑坡、有良知者大声呼唤诚信回归的现有国情中，专向穷人贷款的民间公司却处在‘到期贷款100%收回，到期利息100%收回’的诚信氛围之中，真是让人大出所料。”

在这里，你也许觉得诚信与见火不救是两码子事。其实，从道德观念上来讲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正因为现在“社会道德滑坡”，才有见死不救、见火不救的事件累累见诸报端。这种道德滑坡，与人们富了起来、富人多了起来有关。前些日子，我也看到央视的另一篇报道，当一辆货车出了车祸以后，赶去抢救司机与货物的是农民，是老百姓，而没有“大款”“老板”，尤努斯说“穷人比富人更讲信用。”我说穷人比富人更有良知，更讲道义。湖南郴州遭受特大洪水，一位山区的老农主动拿出5000多斤稻谷，并一担一担地挑到县城，送给政府。他没有漂亮的大话，只说“我看到他们没饭吃，没有住的地方心里过意不去”。这种农民，难道不能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柱！？

虽然，穷人与富人、农民与大款同样生长、生活在古老的国土上，同样接受着改革开放的洗礼，但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经历使他们接受的是不同道德观念的熏陶，从而有了不同的人生哲学。这，也许就是穷人与富人待人处世有不同之处的深层原因。

拯救我们的社会，需要着眼于经济，更需着眼于精神；

拯救我们的社会，既要看到眼前的物质财富，更要看到长远的精神财富；

拯救我们的社会，既要从穷人的困境入手，却需从富人处开刀。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