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片段有惊人的相象之处。自秦朝暴政而引发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开创了弱势群体造反之先河。延续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前仆后继，真谓可歌可泣。小规模的就不用说了，大规模的就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末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中后叶的白莲教起义和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一部浩浩荡荡的二十五史，可以说与农民起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王朝的灭亡，都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每个王朝的兴旺也都发生在改朝换代之初，史为鉴，天下安。暴政以后的反思，总给新建的王朝带来勃勃生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政治目的都不复杂，大多以生存为主线而展开政治斗争。有句经常说的话：官逼民反。政治矛盾的和谐，从不会带来生死斗争的。

中国自从脱离了半封建半殖民制度后，一个农业大国要迈入工业化社会自当有许多路老走，农民问题一直现代社会倍感困惑，农民问题不解决好，要想快速起飞是不可能的。新中国开元，土地改革解决了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这只是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但对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却还在摸着石子过河，心里无数。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从人民公社到土地承包，这之间看不出来又多大的进步，只是在徘徊。土地从私有化转变公有化是否是进步尚值得探讨，人之惰性的难改让推行政治的人进退维谷。中国台湾当局在六十年代的土地改革没有走大陆的老路，在解决农民与土地所有者矛盾时兼顾了各方的利益平衡，不是采取没收土地给农民，而是以国家的名义收购土地所有者手中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使其利益得到有效的平衡，巧妙地化解矛盾。当然在新中国的起始，如果要这样做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与政党宗旨也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另外探讨的问题，还是回到农民问题。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农民就有九亿人口，可谓是泱泱农业大国，社会矛盾的主题依旧还是农民问题。然而徘徊于选择走什么路的问题上，什么才是中国农民之出路的问题上，依然难以决断。农民经过几十年也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与城市的重视程度来讲还有很大的距离。而这个温饱问题又是那么脆弱，难以抵御天灾人祸的磨难。我们从每年的救灾募捐活动中就可以有这样感受，这个弱势群体的确是弱势的。

我们从以下的数据里可以看到这个严肃的问题：按照一些正式公布的数字来看，截止2002年底，中国农村中的贫困人口为2800多万人，而在1993年这个数字为8000万。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以下两个问题的存在，使得目前人们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数字判断的真实性程度打了折扣。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而国际上公认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是人均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或者是2美元。就是按照1美元来计算，也相当于每年人均收入低于2800多元人民币。当然，按照实际的购买力来看，一美元顶不上8个人民币。但是，即便是3个多人民币就可以顶一个美元的话，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标准也应当在1000元人民币左右。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看法，农村现在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000万人，低收入人口(也就是人均年收入以865元为准)为6000万人，两者相加为9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1%左右。应当说这个数字虽然偏于保守，但其真实性程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第二，农村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弊端。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而这部分生产性的投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小的，占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的人便成了800多元，也应算作贫困人口了。2001年，此线以下的人在农村居民中所占比例约为19%左右，人数为15000万人左右。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这是一个相当于中等国家的群体，难道不让人担忧吗？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矛盾已经显见激烈。发展而带来的土地问题和生存问题也使农民的希冀变为难以达到，温饱性的农民环境被破坏了。大批农民涌向城市，又连锁了城市贫困的加剧，社会矛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尖锐。社会格局的稳定是个长时间形成的，破坏却是短时间的，就如历史的每次农民起义带来的后果。城市的贫困人口原来就有2千万之多，而农民涌入城市的人口应该也有一亿多，他们强劳动低收入加剧了城市的贫困人口的相对集中。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不安因素在增加，社会动荡的几率在增加。还有一种值得引起重视的现象，这就是对于“农民工”收入及生活状态的统计归口问题。中国现在大约有一亿左右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按照现有的统计口径来看，由于“农民工”的身份是农村居民，因而理应按照农村居民的收入来对待。于是，“农民工”基本上都不算作是贫困人口了。这种作法并不合理，反映不出其真实的生活状况。“农民工”既然是生活在城市，就应按当地生活水准来衡量。“农民工”要将大部分收入寄回或带回农村家中，而把自己在城市当中生活的费用降至最低限度。有的“农民工”还拖家带口的在城市生活，这无疑加大了其生活的艰辛程度。另外，“农民工”就总体而言不仅没有社会保险一说，而且其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看来，大部分的“农民工”都属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群体，都应算作城市当中的贫困人口。如果再略去一些重复计算的部分即已包括在9000万至15000万人的农村居民中的贫困人口，这部分实际上属于城市贫困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4000万人。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亿多人口划入贫困的范围内，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呢？当我们解决数学上许多猜想时，可能只是解决一个个梦想中的问题。而生存之问题不是什么猜想，而是生命的质量问题。试想一下，温饱都难以解决的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恐怕只有怨恨了吧。怨恨能产生不和谐，会产生暴力。但无论是富人阶层，还是穷人阶层，都要认识到暴力的破坏性，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化解存在的矛盾，尤其是当权者，一定要认识到潜在的社会矛盾，积极改良社会制度，调节公民收入，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化解已经开始沉积的社会矛盾，否则，悲剧的重演并非不可能。

回看历史：农民起义对历史进步几乎毫无贡献、只会更大规模地伤害民众的农民起义为什么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且每次都有无数的民众参与其中？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百姓无法生活下去，只能铤而走险，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做乱民。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民起义确实有其合理性，它的发生也确实有其正当性，但这种正当性并不意味着它就具有必然的历史进步性。人类生存法则是残酷的，但残酷是要求合理的，合理下的有效竞争能推动社会之进步。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逃脱不了公平和正义的竞争，也是减少社会矛盾最有效的方法。

我们看到诸如农民问题，社会贫困加剧的问题，贪官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在执政者眼里已经被广泛地注意了。笔者在想：明智明理为上乘，而不走历史的老路。天下安，民无忧；天下乐，国康泰；天下公，宜同德。似乎说到农民问题又跑题，其实不然。城市工业化带来了富产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更多的贫穷阶层。那么农民呢？

农民阶层能产生了什么？他们几十年里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土地是国家所有，而发展在侵吞着大量的土地，人口剧增在瓜分着租赁的土地，依靠土地而生存的农民们借鸡生蛋的权利在慢慢丧失，几多蛋又有几多要吃饭的嘴？社会保障体系的脆弱，还不能覆盖广大的农民，即使有覆盖也是温饱型的覆盖。农民还是整个社会的最为贫穷的群体。问题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们农民的问题自然少不了那些“县令”们。“郡县治，则天下治。”这一自中国建立郡县制度以来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深刻揭示了“县令”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如今，一个把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冷暖挂在心头的当代“县令”，他们的作为有当如何评论？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中央党校已经举办了10期县委书记培训班，收到了显著效果。另一方面，县级主要领导成为腐败的“重灾区”也促使人们思考。中国党政腐败已经到达非常严峻、尖端的地步。据中国官方报告统计，全中国有２２００多万党政官员在位，２０多年以来已经有８００多万官员被查实有腐败犯罪、受到党纪、政纪、法律惩处。腐败每年将达５０００亿人民币之巨。这些腐败的金钱足可以制造上千万的贫困个体。

天下者，乃工、农、兵、学、商，这是以阶级斗争时代划分的群体。华夏之地，农业为主，那么天下者乃应农、工、兵、学、商才是。农民安，天下安也！

不知农民冷暖者，何能治天下？历史的一面镜子从来就是无情而真实的再现时空，《三国演义》里“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了。那么“合”必久的延续和依据是要靠我们最有效地去化解其日益尖锐的矛盾，那么“分”就会被推迟再推迟。

关注农民，理论已经得出了近似真理的结论，一切就要看最后的实践了。

祝愿天下平平安安！

2006年10月22日上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