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人类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某些特殊的时代，还一度出现诗歌的空前繁荣，象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中国的唐宋王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诗歌始终与人的生活同在，并随着人类朝着文明发展的趋向，不断地演进、变化和发展。19世纪末，西方世界兴起了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文艺思潮，到20世纪初，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又盛行一时，西方现代派诗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当今世界诗歌的主流。受西方文艺浪潮的影响，我国现代派诗歌肇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金发的象征派，戴望舒等人的“现代”派，进而到四十年代的“九叶派”，六、七十年代的“朦胧派”、八、九十年代的“先锋派”以及以纪弦为代表的台湾“现代派”，演绎成中国新诗史的风景线。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一度音脉嘹亮的中国现代诗，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新世纪的到来而不再嘹亮，它的声音越来越喑哑、怪异，以至被铺天而来的物质的声浪所覆盖。

和海子一同湮没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朦胧诗、先锋诗可谓代表了中国新诗的主体风貌，诗坛一度呈现出热热闹闹的景象。但是，随着海子、顾城们的决绝而去，中国现代诗也好象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出现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局面。中国文学（含新诗）读者面日益萎缩，在社会层面上越来越边缘化，正急剧地淡出人们的视野。有人甚至评价说“新诗时代已经终结”。

被称为“麦地诗人”的海子，以其短暂的一生充当“麦田守望诗者”，用麦地意象编制他内心隐秘的痛楚和理性的花环，用近乎悲悯的声音表达对于土地的关怀。他站在孤独的夜里凝视着大宇宙，因悲悯而悲情，又因悲情而悲悯，于是从灵魂深处滋生出诗人的“弃世”之想。或许正是这样，“生命个体最辉煌光芒的顶点，在于个体生命的消失”，因之他毅然选择了“形而上死”的方式。“先锋”就这样殒落了，口中念叨了数声《亚洲铜》。有人这样哲学而诗意地描述“海子死了”的意义：“海子是农业文明的殉葬者，而技术文明的象征物——火车，碾过他的身体，他从技术文明与工业文明交叉的迷雾中返回了阔别已久的家园。”

海子选择从坚硬而冰凉的铁轨上去了，留给我们几大捆麦子。当我们目睹着金黄麦穗的时候，我们分明听到一个声音在天空回荡：姐姐，今晚我在德令哈/我两手空空……

对于海子而言，独对那个血色黄昏是不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有的是信念和绝望。他要用灵魂的飞升来完成他生命的诗行。他做到了，尽管这最后的诗章运笔过于冷酷。（这一决绝的行动完全出自诗人个体的动因，却连带得“先锋”诗歌群体分崩离析）有关“麦子”的诗歌渐渐稀少，代之以后现代的“语言断裂”。

有人认为中国新诗作者的主体成员是直接小农和变相小农的文化代表，这种说法未免编颇，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不无道理。就中国当代诗歌而言，不能用这种的观念来框注诗人的品味和意识，而只能从叙述话语的层面进行诠释。有关麦地，有关农业，有关家园，它只是一个角度，一个切入点，先锋诗人们正是从这个入口进入诗歌的世界，经过理性与情感的双重阵痛而分娩出打上鲜明时代烙印的现代派诗歌。一时之间，逼入我们视野的都是麦子的光芒。“麦地在山丘下一望无际/我们在山岳上穿起裸麦的衣裳/迎着地球走下斜坡/我们如此贴近麦地”（骆一禾《麦地》）。“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海子《答复》）。这里，“麦子”在诗人的睛中不只是麦子，它是一个超越了凡俗心态的新的境界，寄托了诗人所特有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遗憾的是，麦子的光芒闪耀的时间太短暂了，随着海子、骆一禾等“先锋”者的沉落，急速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进入永恒尘封的岁月。

“先锋”走了，“后现代”来了，只是“麦子”的光芒已然黯淡。

暗夜里飘忽的孤独

在人们看来，诗人总是高昂着头颅，一边拉动着他们那根敏感的神经，站在某个高度庄严地抒情。在民间，诗人们痴迷地结成各种群团，打出各种各样的旗号，为维护各自的主张而喋喋不休。这些现象给我们的感觉是：诗坛还是挺热闹的。

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我们的社会已不再纯真，诗人们只好抱成一团。他们自己写作，自己阅读，自我欣赏，全然不管外在世界的感觉。他们浮游于物欲横流的时代，若明若暗，若隐若现。他们述说着，声音很大，甚至有点儿歇斯底里，象一些神经过敏者，但是，更多的人们却什么也没听见——因为他们没有预备这只欣赏的耳朵。

诗陷入某种尴尬之中，诗人则站在尴尬的原点。

在时代风潮中，在生存维艰的现实前，诗人们垂下了高傲的头。

诗人们在黑暗中抒情，抒情的诗人象一座孤岛。他们从嚎叫到悲泣，在物质主义的夹缝中呻吟。尽管他们姿态很优雅，时而发出一两声美妙的声音，却不被世人理会。而音乐却流行开来，那些流行的音乐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浸淫。到处是城市恋曲和乡村小调，纯粹的诗歌遭遇掠夺，并被漠视、轰赶和驱逐。

诗歌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生活。

而诗歌自己进行着拯救。海子站在旷野上痛切地呼喊，汪国真在肤浅的真理上天真地弹唱，顾城独立大海的一角绝望地独白。而这一切努力相对于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都显得太渺小，他们的努力拯救不了诗歌。现代人的心态浮躁，理想和信仰一同幻灭了，太多的人道德沦丧人格缺失感情苍白，他又何来诗歌的耳朵，又如何不失聪于纯粹的文学？

先锋离去了，后现代进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诗人们用精神构筑了一只诗歌的魔方，诱使后现代们进入，于是诗人们象幽灵一样游走在诗的迷宫，象蚕儿一样结成一颗颗的茧。其结果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诗歌，幻化成语词的恶意组合、荒谬的联想与嫁接，噩梦般的　语以及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诗歌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参考、情感的寄托、希望与梦想的存取所。

诗歌何以被主流生活所拒绝？是世人背离了诗歌，还是诗歌背离了世人？或许，是诗人背离了诗歌，而诗歌背离了生活。

终结或复兴

随着信息速度的加快与物流主义的泛滥，时尚文化的时代到来了。那些休闲的、快餐的、娱乐的、煽情的“新文化糕点”纷纷挤上现代人的餐桌。君不见在哪个书店书摊里不是充滞着知音家庭、倾情讲述、明星隐私，还夹杂着哈利波特式的玄幻或厉鬼？曾经散居在报刊杂志上的诗歌你还能读到几行？还有哪一种诗歌杂志被堂而皇之的挂在书架上？若说主情而精短的诗歌，该是最有理由成为人们的文化快餐了，何以却游离于流行文化元素之外，远离现代人的视线？是我们的诗歌作为一个生命体行将委缩并消亡了吗？

诗歌是人类情感的产物，永居人类精神之巅。只要人类还在这浩淼宇宙中生息繁衍，诗歌就会伴随着人类的生活，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重要佐料。

诗歌不会从我们的生活中终结，某种特定形态的诗歌却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终结和消失。或许当今的某些诗歌正呈现出这样的形态：它扮着古怪的脸谱，以晦涩滑稽的声音继续着无望的呻吟，沉迷于诗人个体而非公众的情绪，自鸣得意地组合着汉语词汇，以诗的形式排列并予以发表，很难想象这种完全个人化的古怪的扮相会让世人心甘情愿的接收，此类诗歌的面目不吓倒读者才怪呢。

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今日之“现代诗”的走向担忧，因为今天的一些诗人们把荒诞离奇的手法当作高明的创意，他们大多藏身于阴影之中，浅唱低吟，无异于让自己迷失于幽暗之中，他们彼此孤芳自赏，却无视大众的审美情趣。他们决意要与读者捉迷藏，不是公众看不到他们，而是他们主动撤离出人们的视线。他们的态度与他们的创作产生了一种离心力，不难想象，这种离心力越大，诗人们就越有被抛离生活圆心的可能。试观今日之诗坛，有多少诗人还在摇旗呐喊，又有多少诗人偃旗息鼓转投别的怀抱了。

当今诗坛不景气，诗人分崩离析，这是文坛现实，但并不是现代诗的宿命。诗歌永远是劳动者最深情的抚慰，在人类的精神生活空间它永远占有不可代替的席位。就象奔腾不息的江水，流经崖石狭谷，几经曲折迂回，最终要聚合成平野大江，浩浩荡荡，投奔大海。在诗坛萎缩的现实中，坚强的诗歌依然生长着，《诗刊》、《诗歌报》、《星星》等依然高擎着中国新诗的旗帜，引领着新一代的诗人们努力走出峡谷险滩。诗坛相对寂寞了，比之以往，少了一些主义，少了一些派别，少了一些呐喊，却多了一些沉静的思索。

面临物质主义与时尚文化的汹涌澎湃，悲情的诗人们依然在歌唱，麦田守望者们依然坚守着精神的家园，那些消失的中国表情也并没有从诗爱者的心灵中淡出。那些已趋于静止的“麦地意象”或许在宣告一个诗歌时代终结的同时，又预示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