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伤感》之五——

我歌一曲《长相忆》

一件令人咋舌的事发生在美丽的扶夷江畔。

我的一位同行朋友叫仇刚，在x县电视台当记者。一次，他下乡采访，看到z乡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将一名超生对象用纯子绑了起来。他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是违法的。就为这一情景拍了一张照片。这一来，事情闹大了，计划生育工作队的人硬说我的这位朋友不应该拍这照片，硬说他是阻挠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硬说这样的记者是存心和政府过不去，帽子一顶一顶地往我的朋友头上戴，最后一句结论性的话是：把他（指我的那位朋友）放到乡里去搞计划生育！值时正逢他们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z乡的干部把这件事在会上提出来，并且说，不把仇刚作出处理，他们就不搞计划生育了。

在那计划生育高于一切，可以“一票否决”的年代，在那“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口号中，人权不知到哪里去了，法律也远远地离开了它，唯独它可以天马行空，唯独它神圣得不可侵犯。那时的计划生育工作队也就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鬼子进村”的印象。这一来，我的那位朋友岂不成了不识时物、顶风作案的“罪魁祸首”？你纵有千百条理由护身，也挡不住“龙卷风”的袭击啊！看看吧，县委作出了决定：把仇刚放到乡里去，做计划生育工作。

事情哄动了新闻界，有些报刊为此事发表了文章。有关领导也曾过问此事，甚至提出过“放行”的要求，让仇刚回原单位工作。但是，事情竞在舆论中拖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省广播电视厅的老周同志来到x县，对事实作了详细的调查，向县委写出了调查报告，要求县委批示的时候，县领导还在犹豫。最后，老周同志实话直说：“如果我写的调查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们可以指出，可以批评。但如果硬是没个说法，我就绝食，直到你们作出合符事实、合符情理的决定。”

阿弥陀佛，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仇刚重新调回原单位工作。在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上，我见面别问他：“怎么样？谈谈你‘大难不死’的感受吧！”

“古人云：‘二千年之政，秦政也“，只不过是让我看到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而巳。我们的法治仅仅开了个头，依然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我们时刻都受着官僚的支配。”停了停，他又笑着对我说：“我是蚍蜉撼大树，不量力啊！”

听了他的话，我似乎也感到了心的震憾。我手里的这个“饭碗”不也是掌握在官僚们的手中吗？你想要新闻自由，那你还想不想要“饭碗”？你是否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本事？不要说“饭碗”，就给你一双小鞋儿穿穿，也够你受的了。

几年过去了，仇刚同志离开了新闻部门。今年九月，我们一伙去舜皇山观光，夜宿县城，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来了，开着一辆小车。他说他现在工作得很愉快。在新的单位，他依然想着多为职工谋利益，解决了职工盼望巳久的“社保”问题。他说，群众几乎要喊他“万岁”了。我真为他高兴，他也步入了官僚的行列，希望他做个好官。在舞厅，我为他献上一曲《长相忆》。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凝视着我的深情，只是无法解读。他们怎会知道，我们的长相忆巳经在时间的轨迹中慢慢地变成了难忘的回忆。变成对人生的感悟，变成对历史的反思。作为历史过客的我，想把它留下来，共同作为礼物珍藏。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