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伤感》之四——
无言的结局
高高的照面山，复盖着翠绿的森林，这里有鸟语，有花香，有清清的泉水，有弯弯的林间小道。从山脚到山腰，梯田层层，瓦舍错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山民居住在这里，种田、栽树、开荒，生生息息，一代又一代。
我去过这里几次，村民的房屋都是木结构，经不起风吹雨打。修修补补，勉强能遮风挡雨。大多是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不下了，屋里还在下。生活条件这么差，可村民们还是不想把家搬出去。也许是这里的鸟语、花香使他们留恋，也许是这里的泉水淘冶了他们憨厚的性格。他们的双腿巳经习惯了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始终迈不出远行的步伐。“生死离不开包衣（即胎盘）地”的观念就像山头上的那棵古树，己经把根深深地扎了下去。外面的世界在他们心中似乎激不起波澜，平静就是他们的一切。
一次意外，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那是1987年夏季，一场暴雨引发山洪，几间房屋被冲跨，一位老人在山洪中丧生。这一事件使他们感觉到了生存的危机。民政部门给了他们救济，乡、村干部也建议他们另选宅基地建房。他们的心开始动了，可想来想去总也没离开祖辈开创的这块“根据地”，陈旧的思想观念，贫困的经济状况促使他把宅基地的选择盯在自己的责任田上，因为在这里批地比起去小镇上买地价格要便宜得多，好几户村民便向乡政府请求批地建房。过了不久，乡政府收取了批地建房的各种费用，村民也就放心大胆地建起房子来，谁也没有来规划，谁也没有来过问。从山下望去，东一座西一幢，很零乱地立在那片梯田上。
这一景象被县里面的国土部门发现了，认为这是违章建筑，又没有经过县国土部门的批准，必须拆除。1988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拍摄违章建筑并作现场报导，地点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小山村。这是县国土部门组织的，还请了十几位民工，拿着木杠、镐头等拆卸工具。
一到现场，我看到那些房子都只修了一个框架，人还没有搬进去。被请来拆房子的人也不找房子的主人就动手拆房。这时，一群村民急冲冲赶来，边走边喊：“我们的房子是乡政府批准了的，你们去找他们。”可是谁会听他们的呢？！无可奈何，房子被推倒了，可怜的村民唯有在房子前哭天叫地的权力。
我叫来两位村民，问他们办理建房手续的情况，他们有的拿出乡政府的批示，有的拿出交建房费的发票。这时候我的感觉是：村民们没有错。他们建房是乡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政府说了的话不能作数，问题在哪里？我找国土部门的同志了解情况，他们的回答是：乡政府无权批土地。对这种越权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该由谁来负责？对此还蒙在鼓里的村民错在哪里？我愕然，我哑然。我们的政府官员啊，居住在山里的村民能知道这么多政策吗？乡政府，在村民眼里，就是官府，就是官员，就是有权的人，怎么有权的人说的话也不能作数呢！
拆房的现场拍摄下来了，我与村民们的谈话也拍摄下来了。我们坐着车回到县城。可是这报导如何写却让我犯难。
报导没有播出，国土部门来电话了，我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电话中的一场舌战，结果是谁都没有把对方说服。完了,x局长竞然说出“你们新闻部门就是为政府服务的，应该替政府说话”的话，我说：“我要的是社会的信任。”
放下话筒，我静静地坐在电话机旁，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滋味。新闻，在一些官僚们的眼中就是他们的工具，他们不仅有对新闻的使用权，而且有指挥权。可我只知道，新闻是党的喉舌，是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讲话的，不是为权力服务，而是为公理服务。新闻的透明度很高，每天都展现在老百姓面前，公不公平，他们心中有一杆秤，我们不能不对新闻的形象（包括自己的形象）负责。
难呀，处在夹缝中的新闻！
我们的这次争论虽然不了了之，但放下话筒后的思考我至今未忘。这，也算是无言的结局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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