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市立医院的一间单人病房，窗明几净，病人已经住院半年了，病情一直在不断恶化，医师曾不止一次开出病危通知单。她时断时续地出现肝昏迷，可她今天以早忽然显得头脑特别地清醒，她很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回光反照吧。

她叫戴丽萍，已经七十九岁高龄，是位儿孙满堂的老太太。戴老的老伴比她小一岁，是位离休干部。老人自己知道，医师给她用药，只是为了延长寿命，她的病，就是华佗在世，也无回天之术了，可病人戴丽萍今天天亮之后，大脑随着太阳的渐渐升起，往事也慢慢地涌上心头。

她首先想到了她的地主兼资本家的父亲，已经长眠地下五十七年了，老父亲死于土地改革中的镇压恶霸地主。老人家被枪毙时并不老，才四十三岁，正是干事业的年龄。老人生前对共[chan*]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政策，都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至死没有承认他的种种恶霸罪名，他留下的遗像文革中都被烧成了灰。前十年戴丽萍凭记忆请人在电脑上为老父亲绘了一张标准像，挂在了她的卧室墙上。她这不孝的女儿，或者说，她这从未尽过孝的女儿，不要到久，就要到阴曹地府去见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父亲了。她感到很冷，她认为无颜去面对生她养她的亲生父亲。

人老了，总是容易忘记眼前的，总是容易记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

戴丽萍用手拉了一下轻柔微薄白净的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她感到自已很虚弱。当年老父亲确有良田上千亩，并且拥有一家作坊类工厂。田地都由雇用的长工种棉花，工厂是个小纺织厂，有纺纱、织布的机器，家里养了几位护院的家丁，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称为保安了。就这点资本，在当时的小镇，已是首富了。父亲出门总是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戴着礼帽，登着皮鞋，显得十分威严。他认为他的家产是他二十年惨淡经营的结晶，可当时别人都认为是剥削压迫穷人的铁证如山的证据。在“打土豪、分田地、镇压恶霸地主”的口号声中，他接受了几个回合的批斗会，几番来回的游街示众，又随着一声枪响，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是小镇第一个被镇压的恶霸地主，曾经受他资助过的共[chan*]党队伍里的一位抗日时的朋友闻讯赶来时，见到的已经是一堆黄土。那位亲手开枪毙了父亲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被父亲的朋友撤了职。

人死不能复生，老父亲的朋友把青春年少、家遭变故的戴丽萍带到了县城，为天生丽质而又在城里读过初中毕业的她，安排了一份很理想又能胜任的工作。

若干年后，每每想起父亲的死，戴丽萍总是善意的认为，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进一步巩固，为了无产阶级专政更加牢靠，父亲作了自我牺牲。

父亲的朋友是个滴水之恩也要涌泉相报的人，不仅为小戴安排了一份工作，还为她介绍了对象——一个比她小一岁，拿过枪、立过功的解放后转业在政府任职的干部。

然而，她的婚姻很不幸。虽然如今都到了古稀之年，这一辈子就这样艰难的过过来了，而且她已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但她仍然清晰地记得，婚后几十年，她一直想要离婚，遗憾的是，却曾未说出口来。那个年代的人，不象现在的年轻人，说分手就能分手，想离婚就能如愿以偿啊！

婚后戴丽萍知道的第一件使她震撼的事，是她的年轻的丈夫曾经任职土改工作队队长，虽然不是亲手枪杀亲生父亲的那位土改工作队队长，但就他这经历，就已经使她感情上受不了了。她老是梦见是他的丈夫用手枪毙了他的亲生父亲，接着是痛苦一场，直到哭醒为止。可当时他们已有了一位牙牙学语的女儿，而且她在中学读书时，曾经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历史正在接受组织上的审查。她不能说出与革命干部离婚的话来，否则，她会成为反革命，成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特务，她的档案“社会关系”一栏中，就填有海外关系。此时提出离婚，即使不像父亲一样遭到枪毙，也免不了牢狱之苦啊！

那年组织上对戴丽萍的历史问题审查之后，她被调离了县邮政局分信分报纸的国家重要岗位，去县农机厂当了工人。组织上的安排就是上帝的安排，她只有听天由命的份。她的丈夫也因她的出生不好而又有海外关系，被从县委五人小组调到乡下一个人民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政治前途一片渺茫。政治的失意使野心勃勃的丈夫对她的态度变得野蛮起来，拳脚相加的家庭暴力上演了，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心灰意冷的戴丽萍不仅在内心深处无声地喊叫“我要离婚”，而且想到了去见已故多年的父亲，向他老人家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可生为人母的她，岂能忍心丢下已为心头肉的两个年幼的孩子呢。

公元一九六四年初，戴丽萍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丈夫为了自己的升迁，积极响应伟大号召，主动要求全家下放。她的家搬离了县城，她的五个孩子随她去了农村，她失去了当工人的铁饭碗。明明是丈夫不满足县水电局付局长的现状，想进一步升官，才申请全家下放，却硬要说是戴丽萍的家庭出生不好，又有海外关系，必需全家下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劳动改造。她就这样愤愤不平地离开了工厂技术员的岗位，回到了生她养她的老家农村，在曾经是她父亲拥有的那片土地上，种起了棉花。丈夫的积极表现换来了新的花领，晋升为县农业局局长。丈夫很少回趟下放农村的那个家，她们的婚姻已经形同虚设，她看到了虽然清贫但还温暖的许多农民家庭的夫妇，也靠争工分过日子，妇唱夫和，也不失为美好人生。戴丽萍的血管里流着父辈勤劳节俭、扎根土地的精神血液，她和孩子们在“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标语注视下，依靠乡里乡亲们的关心和照顾，顽强地活了下来。这个时期的戴丽萍，觉得离婚不离婚对她而言，已经没有实在意义。婚姻对她而言，似乎已不复存在。她恨他，她在十分痛苦的时候，会去老父亲的坟头痛快一场，发泄自己的郁闷心情。她寂寞加痛苦，常常独自一人躲进生产队打谷场的稻草堆里偷着流泪。丈夫的绝情使她成了实质的寡妇，村庄的一位比她年长的大嫂要为她找个相好了，并劝她说，这个年龄不偷情，老来会后悔的。戴丽萍是位有知识的女性，出生大家闺秀，她与那位比她年长的大嫂断绝了往来。

岁月悠悠，十年文革在那多有磨难、环境恶劣的农村广阔天地里，演绎了不少让她终身难忘的故事。身为当权派的丈夫，也曾在靠边站的时候，回到她的身边，在这农家小院里，当了整一年的家长。丈夫仍然不改指挥员的本性，每天一早，带领全家人向毛主[xi]像举行早请示，睡觉前的仪式是雷打不动的晚汇报。孩子犯错了，在毛主[xi]像前下跪请罪，戴丽萍也不能例外。他们的家庭生活，并没有因为有了早请示、晚汇报而带来安宁，仍然和过去在城里时一样，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天天唱的毛主[xi]语录歌，没有给缺吃少穿的一家人带来多少幸福和温暖。好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时，戴丽萍的丈夫作为革命有功的干部又一次回到了领导岗位。他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不需要继续呆在农家小院给老婆孩子念报纸了。戴丽萍也受大队革委会的信任，当上了小学语文老师，也就是个不下田干活而有固定工分的民办教师。

躺在病床上的戴丽萍想到这里，她在心里问自己，当时干上了民办教师，一年之后，他的丈夫才知道这件事，那么，她是不是、算不算粘了丈夫的光呢？或许大队干部看她丈夫的面子，才给她安排了这个差事吧。当年不少下放知青嘴里叫着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心里却都不想干农活，都在谋求教师呀、赤脚医生呀、生产队记工员呀、会计呀、仓库保管员这些事情做。如果说自己的一生曾有过丈夫照应的话，也许那民办教师的工作就应该算了。除此而外，她的一生中，丈夫给了她什么呢？

戴丽萍下放农村整整十五年，五个儿女有三个在农村视为下放学生而招工进了城。直到公元一九七九年国庆节前夕，国家为她落实了政策，她才携同两个没有工作的女儿回到县城，住进了她曾工作过的县农机厂的公房里。此时的丈夫，己经升迁到市里工作了，她没有去找他，而是在厂里依据政策办理了退休手续，让她的小女儿顶她的职当了工厂的车工。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在与她分居的日子里，有没有过新欢，她过去也很少想这些，怎么会在生命将要终止时，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的复杂问题呢？被窝里的戴丽萍认为，再不想也许就没有时间去想了。她看着护士走进了她的病房，是在为她的病房打扫卫生。年轻漂亮的护士，她的当年也曾这样年轻漂亮过。戴丽萍看着护士的一举一动，想着她的苍白的人生，眼睛里流出了心酸的老泪。

戴丽萍的丈夫离休后和他在城市成家的长女生活在一起，她自己的晚年生活是和在县城工作的儿子一起过，得病前她一直生活的很平静。给儿子儿媳忙忙家务，为孙女儿整理书案上书籍课本。应该说，她的生命的晚年是幸福的。十多年前的一个国庆节，戴丽萍的生活在海外的哥哥回过一趟大陆，她们兄妹在生命的晚年实现了大团圆。老哥从台湾带回了不少钱财，她的五个儿女每人都得到了一份丰厚的意外收入。她又想到了她的丈夫当时接待孩子舅舅的情景，简直可以用可恶两个字来概括。

舅舅是作为台商回乡探亲的，他住在县政府台办为他安排的宾馆里，把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密码箱交给了妹妹戴丽萍。戴丽萍的丈夫闻讯赶来了县城，当时他是位共[chan*]党的处级离休干部，他成功地导演了他们确是一对恩爱而又完美的老年夫妻。连走在路上都是手牵着手，而且上楼梯时，他总是扶着她。他对老舅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大谈特树台湾的市场经济发达，现代化的程度高，说大陆比台湾至少落后三十年，似乎他去过台湾一样。他主动提出陪同舅舅上黄山，又陪同老舅爷去乡下祭祖，第一次在地主兼资本家的老岳父的坟前跪了头。

最后一次的家庭聚会结束时，由戴丽萍保管的密码箱打开了，里面有六个小包裹，五个外甥及外甥女各一份，还有一份是戴丽萍自己的，里面裹着的都是美钞。那位老舅爷早在回大陆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知道可怜的小妹已与她的丈夫分居多年。那位经商多年的国民党老党员，没有给这位共[chan*]党的离休干部一块硬币。戴丽萍的善于演戏的丈夫不仅没有隐饰住尴尬的老脸，而且还厚颜无耻地提出要在有生之年亲自主持为老岳父修墓，希望老舅爷回台后再寄些钱过来。真叫人恶心！如今，她的老哥，已在海峡彼岸的台北去见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父亲了，戴丽萍在想，她也该是去的时候了。

医生进来查房了，小儿子进来探视老母亲了。医生把她的小儿子喊了出去，在医生办公室里，小儿子听医生说：“老人家今天情况很不好，血压只有四十至六十，随时都有可能停止呼吸。”

小儿子开始手机通知他的兄妹速来病房。戴丽萍的老伴和她的五个儿女中饭边都到齐了。

在挤满亲人的病房里，戴丽萍的老伴问道：“老戴，今天是国庆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儿女都到齐了，你要想说点什么，今天，就当着儿女的面说吧。”

“我要离婚！”病人的声音很小，但在场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和戴丽萍的老伴都听见了。

病人当心在场的人没有听见，又连说了三声：“我要离婚，我要离婚，我-要-离-婚！”

戴丽萍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她，断气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