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德海先生在9月20日的《新安晚报》人生百味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留洋”与“洋留”》的随笔。看完裴先生的这篇文章，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裴先生在文章开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邻居老张的二小子，高三念了好多回，今年高考更是连二专的分数线都没有达到，结果竟然去了加拿大留学。裴先生对此深表怀疑：“一个连中国话都说不好的人能学到外国的文化？”

裴先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一个中国话都说不好的人要想学好外国文化，是非常困难的，但困难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话的说不好导致了外国文化的学不好，而是在于中国话说不好的人在学习方法、学习能力上可能存在的欠缺。裴先生简单的认为“中国话说不好”与“外国文化学不好”的关系是会走与会跑的关系，并且，由这样的怀疑，引出了他对“留洋”与“洋留”（外国人来中国留学）的思考。

在接下来的第三段，裴先生写道：

“许久以来，许多人只觉得应该出国留洋，至于留洋学什么，好像无所谓。其实，中国人的留洋潮已经汹涌无数年了。早在上个世纪初，国门一经被打开，一批热血青年便涌出国门，去的多是欧美，总的理由和目标只有一个：科学救国！那么，先让我们看看那一代人文精英们的留洋成果吧。据记载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容闳（1828～1912），他留美7年，除写成一本散文《西学东渐记》外，别无他著。至于那位被称作传奇人物的拥有12个博士学位、通晓9种语言的且浪迹天涯的怪杰辜鸿铭（1857～1928）曾在英国的大学里盘桓了15年，但他对于英国的研究，居然没有只言片语。鲁迅赴日学医不名却生成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杂文，郭沫若留日8年，与日本直接有联系的就是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他的研究依然是中国的甲骨文与中国史。于是在那一代精英人群里，我们可能已经十分自然地可以接受，诸如留学康奈尔大学的胡适以及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留学威尔斯利大学的冰心的硕士论文《李清照》；留学伦敦大学的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却是《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的生活》；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的王力其博士论文选择了研究广西方言。”

据此，裴先生推导出这样的论点：“由此可见，我们的前辈们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留洋学成的精彩，当然，他们都达到了较好的洋文水平以及留下许多与学术无关的动人故事。因此，当我们在检索历史时，不止是一种惭愧，更要多一份教训。”

说实话，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吃惊。先且不说裴先生在推理逻辑上的错误，我们仅看他在举例上的不当之处。

裴先生在说容闳除了一本散文《西学东渐记》外，别无他著的时候，语气颇有不屑。不错，容闳是仅仅只写了一本英文自传，但是他对中国的实业、政治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从1863起，容闳积极投身洋务运动，先后在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江苏巡抚丁日昌手下任职。曾携带三万两银子花一年多时间从美国采购100多种机器，安置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今江南造船厂）。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的活动。　在投身洋务运动的20多年中，他一直把组织青少年出洋留学，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当作毕生追求的救国理想。1867年他将留学教育计划呈送总理衙门，没有得到答复。1870年他再次与曾国藩、李鸿章联名上奏，次年即获朝廷批准。1872年，第一批留美的幼童踏上了求学之路，此后又陆续共有四批120人留美，如果不是因为清廷保守派的反对，计划意外中断，留美人数将远远不止120名。这120名留美幼童学成以后基本上全部回国，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可以说，没有容闳的矢志不渝，就不会有这批为中华民族崛起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后人誉其为留学生之父。　1912年4月12日，容闳逝世于美国，弥留之际，他牵挂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他对身边的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国吧！”美国《纽约时报》评价容闳说：“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

裴先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辜鸿铭。裴先生说辜鸿铭在英国大学盘桓了15年，竟然对英国的研究没有只言片语，按照裴先生的逻辑来推断，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应该对之有研究，这样的立论本身就有问题。何况辜鸿铭并不是没有只言片语。在英国的时候，他就经常在《泰晤士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英国的各种事物。他身在英国，却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辜鸿铭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时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佳话流传。德国著名教授奈尔逊（h·nelson）评价他说：“……他广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这个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国人，熟悉卡莱尔、爱默生和别的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人他通晓《圣经》就像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正是缘于这种精湛的西方文化修养，辜鸿铭在后来对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国学和汉学家时才能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接下来，裴先生的第三个例子是鲁迅：“鲁迅赴日学医不名却生成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杂文”。鲁迅1903年留学日本，其时，中国被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正处水深火热之中，而日本早已完成明日维新，一跃成为世界强国。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4000年的睡梦此时才被惊醒。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会失败？日本为什么会富强？康有为提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主张仿效日本，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因此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和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日本引进与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鲁迅正是报着这样的思想求学日本，正是在日本，鲁迅和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有了“零距离”的接触，在日本即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重要论文，如果没有在日本的对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思想的学习，鲁迅能够奠定那么坚实的思想基础，能够自如运用手中的笔，化为匕首和投枪吗？

接下来裴先生还举例了郭沫若、冰心、胡适等等，不一而足。在我看来这里面都混淆了一些基本的事实，以偏概全，断章取义，限于篇幅，我就不一一举证了。

为了与“留洋”的不足取、“留洋精英”的失败作对比，裴先生又在文中探讨了“洋留”现象。他先后举了李约瑟和其《中国科学发展史》（裴先生说的应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以及“1977年，就在作家沈从文依然埋头研究中国服饰时，美国人首先出版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这才唤醒了中国人开始注意一个被长期冷落的原本伟大的作家”做例子。

仍是从例子入手，我认为裴先生关于“洋留”的一段论述，举例也很有问题。举李约瑟和索尔兹伯里的为例，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关于沈从文的举例却大为不妥。原文说“同样是上实际的1977年，就在作家沈从文依然埋头研究中国服饰时，美国人首先出版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这才唤醒了中国人开始注意一个被长期冷落的原本伟大的作家。”这一段话和事实是不符的。首先，并不是因为美国人金介甫出版了《沈从文笔下的中国》，中国人才开始对沈从文产生重视的。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沈从文就开始被文坛注意，30年代已是“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鲁迅语）。1934年苏雪林发表于《文学》的《沈从文论》更是第一个揭示出沈从文作品“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入到老迈龙踵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引燃整个民族青春火焰。”1951年，在《新文学史稿》中，王瑶评价道，“他（沈从文）的文字自成一种风格，句子简练，‘的’字用得极少，有新鲜活泼之致。作品甚多而结构并不如张资平似的彼此雷同，运用文字的能力是很强的。”　当然，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沈从文的评价有了改变，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对沈从文的再发现，美国人金介甫有功劳，但他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汉译本直到1994才在中国面世。这中间，中国人对沈从文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据我所知，1961年，夏志清就在海外出版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其中有专章论述沈从文，评价颇高，“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中也评价沈从文说“沈从文在中国有如十九世纪法国的莫泊桑、或俄国的契诃夫，是短篇小说之王；中长篇小说作品较少，但是仅有的几篇如《边城》、《长河》等全是杰作。”

文章最后，裴先生做了一个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研究洋人很浅薄，洋人研究我们很艰深”，我们并不缺少研究题材，我们根本不需要出国留学。他说道：“总之，100年来中西文化交流不对称必须终结。这在于中国从来就不缺少研究的题材，而是让我们一次次错过，也不是洋人没有我们该学的地方，我明白，西方的人文社科的领先性是不言而喻的，有时与他们的差距甚至大大超过了自然科学，只是我们总是选择错了地方。”

看到裴先生作为结论的这段话，我不禁想起了另外更为有名的一段：“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段话摘录于公元1793年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的复信。裴先生跟两百年前的那位老人的想法很有些有共通之处，只不过乾隆爷说的是商贸，裴先生说的是学术罢了。近一个世纪前，胡适曾发表《非留学篇》，开篇即以无比沉痛的语调说出了四句话，“留学者，吾国之大耻也。留学者，过渡之舟楫而非敲门之砖也；留学者，废时伤财事倍功半者也；留学者，救急之计而非久远之图也。”我中国人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他人之长，补我所不足”，“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此过渡时代人物之天职也”。笔者私心认为在一个人最美好的年华里，出国游历一番，收获将远远比想像的要大。出国留学，最可贵的不是学得所谓的专业知识，而是学习西方社会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独立、民主、自由、宽容的文化，不出国，很难切身感受那种现代价值观。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价值观，即使在中国一时不能奏效，但积少成多，量的积累总有一天会产生质的飞跃，中华民族的复兴实将与此有莫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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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被编辑[千叶红]于2006-9-26　22:45:56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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