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队伍中的一个女人

1

因为小脑萎缩，给我增加了不少障碍：反应事儿忒慢，话也说不连贯了，活动时常有些失态。重阳节那天，有些对不住记者们了。别看我这样，过去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慢慢地想，我还是能记起来的。我叫徐世华，是五十年前，响应毛主[xi]“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参加第二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到北大荒萝北县来的。

当时，参加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人，都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自愿，二是不要国家一分钱，三是去了就不回来。这三个条件我都答应。可是，想不到，做通了妈妈工作后，参加团市委组织的青年志愿垦荒培训班培训的第二天，团北京市委和区团委的领导却找我谈话说：“徐世华同志，由于你家太困难了，组织上决定让你留在北京工作。”我一听，心里忒急，一下子站起来，执拗地说：“不，我不能留在北京，我……”嘴上虽是这么说，心里还是有些发虚；因为，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我爸爸不在了，家里五个孩子，就靠在石景山钢铁厂招待所上班的母亲的收入来支撑。作为长女，十八岁的我，眼看着就可以为家庭分忧了。石景山钢铁厂已经透出话来，厂里的工会、话务班、托儿所任我挑；同时，转业到北京的叔伯姐姐也说要为我找工作。妈妈脸上闪亮了，对我说：：“世华，你要一上班，咱家的日子可就好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对我露着笑脸，“姐呀姐”的叫得响甜。我要是这么一走……

可是，我还是一定要走。在我的意识里，到北大荒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的正确选择。我告诉团领导们说，我家里是有困难，这困难党和政府一直在帮助；再说我的弟弟妹妹们也都在长大，有的很快就能参加工作了，家里困难的时候很快就会过去。我还告诉团领导，到北大荒去，不光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爸爸的心愿。他们听了觉得奇怪，我就说：我爸爸解放后是石景山钢铁厂的保管员。他感谢共[chan*]党，热爱新生活，工作起来身上像是有使不完的劲。他一直有病，可他从来也没有向领导吱过声，总是在默默地坚持着上班，有时走着不方便，还让我去送他；他要多做一些工作，来报答党和毛主[xi]的恩情。厂领导终于发现了爸爸的病情，强行把他送进了医院。就在爸爸将要不久于人世的一天，我和我母亲一起守在爸爸身边，那时，爸爸把我叫到他身边，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我、不行了。以后，你一定要听、听党的话，有了工作，好好干！”十三岁的我哭了，一边点头，一边把爸爸的话铭记在心里。这以后，我一直在等待着党发出号令。好不容易党和毛主[xi]向青年们发出了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而且，北京市郊区的杨华、庞淑英等五人发起组织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六十人，去年(一九五五年)就开赴到了北大荒。家里的困难可以坚持一下，这么好的机会我怎能错过呢？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听党的话，到边疆去开发荒原，建设新城，为国家生产更多的粮食!

谈话进行了十来个小时，到后来，团市委、团区委的领导没有说服我反而被我说服了。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我随着第二批一百三十七名“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达黑龙江省的萝北。

2

开发北大荒这就成了我的工作。我有了工作，就下定决心，要像爸爸说的那样“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这也正是党和毛主[xi]要求的。这里的条件确实很艰苦。就不要说干活了，蚊子虾蠓和小咬，一天三班倒轮着到你露在外面的皮肤上咬，冬天又冷得出奇。可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什么苦和累我都不怕。盖房子脱大坯，男队员一天脱四百块，我不服，起早贪黑也脱了四百块，后来还达到五百块，超过了男队员。盖房子需要木料。木料得到县城去扛，来回三十多里地，中间还要淌过齐腰深的水草地，领导不让女队员们去；可是，我偏要去，就悄悄地跟在后面，和男队员一样扛木料。开荒扶犁，本来是男队员的活，我也要干。六匹大马拉着一副犁仗，地里草根树根盘结，深浅、快慢不好掌握，怎么小心也断不了摔跟头，我只好跟头把式地爬起来，倒下；倒下，再爬起来，弄得跟泥猴似的。我们也只是相对一笑，还觉得忒有意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予一师和予七师官兵又开进萝北，建了两个军垦农场。十月，青年志愿垦荒队并入军垦农场组成了国营萝北农场。为了大面积垦荒的需要，国家调拨来了拖拉机。我们队里也有了拖拉机。拖拉机，啊，忒棒，我还从来也没有见到过呢!我在对拖拉机感到新奇的时候，心里就想：我要是能开上拖拉机多好！开拖拉机是野外作业，又是三班倒，拖拉机出了什么故障还得自己排除，累又辛苦；所以，开拖拉机的都是一些男同志。可我心里不服：男同志能干的，女同志就不能干了吗？不！我要学开拖拉机！我那股不示弱的劲又上来了；于是，申请书写了一份又一份。

我想，一定是我的一份又一份的申请书感动了领导，一九六零年初，我的申请被批准了，我真的成了北京青年垦荒队的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在女垦荒队员中，不只是我一个人不示弱，另一些女同志也走进了机务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和苦练，很快掌握了机车的操作技术，集训一结束，我就被分配到“穆桂英”包车组当了政治组长。当我第一次坐在拖拉机驾驶楼里，手握操纵杆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至于驾驶着铁牛，奔驰在萝北荒原上，看着身后被翻起来的黑黝黝的土地，就更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感受。

不过，说心里话，女同志开拖拉机真的是不容易。白天还好一些，晚上，在无边黑暗的包围和压抑下，给我的常常是一种孤独和失落。当时，队里的机务管理制度很严，作业时，机车零件坏了，不准开车回队里修，包括我们的“穆桂英包车组”。在那种情况下开荒，就是白天把机车修理好了，也难保在作业的时候不出问题。有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个女伴在距离生产队足有七八里地的地号作业。正作业时发现，轻耙的轴，撸扣了。要继续作业，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撸了扣的轴，扛回队里换新的。机车上就我们两个女的，又不能两个人都回去，在这黑沉沉的夜里，也只能由我扛着撸了扣的轴，往回走了。当时，空中乌云密布，东北风呼呼地刮着。天黑，分不清哪里好走哪里不好走，我只好顺着大致的方向，磕磕绊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四外都是黑黢黢的，像是有很多野兽在黑暗中等着我往它们的口里送呢！我惴惴不安地提着一颗心，头发一炸一炸的。走到白云山边时，又突然听到不远处响起狼的嚎叫声，我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着急慌忙地朝生产队方向跑去。到了队里，我那一颗提着的心这才放下来。等我换了新轴，说心里话，我真的是忒不愿意动了。可是，我不能，因为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再说，地里还有我的一个女伴儿呢!我得到地里去。我要像爸爸说的那样“好好干”。于是，我撑着胆子往地里走去……

在我的意识里，工作总是排在首位，工作就是一切；为了工作，我什么都舍得。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地里脱黄豆。清淡的月光下，飘着小雪花，是一个这里人说的那种“哑巴冷”的天。脱粒机在轰隆隆的响，四股叉挑着成捆的黄豆不断地往脱粒机里送。人们好像是忘了已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寒冷，不停地干着。大约到了夜里十点钟左右，脱粒机的传送带突然不转了。“出故障了！”我下意识地拿出工具就去排除。因为天冷，干活时都是戴着手套的。当我用扁铲剔掉旧链条，又铆上新链条时，我觉得好像是过了很长的时间了，可还是有几个小链节，没有接上。不由地看了一眼等着干活的人们，我就有些急了，把手上的手套一拽，扔到了一边。光着手干活方便，很快就接好一个一个链节。这才想到戴手套，可是麻木的两只手，怎么也不听使唤。一看，十个手指头全都冻得发白了。多亏在场的人，赶忙捧着雪为我搓手，总算没有起泡，缓过来后，就感到十个手指钻心的疼。几天后，十个手指就脱掉一层厚厚的皮。直到今天，只要是一着凉，我的两只手就麻木疼痛，忒难受。

垦荒生活忒艰苦。一九五六年六月，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到萝北来看望垦荒队员，鼓励我们：“……要做英雄，不要当狗熊，要热爱北大荒，在北大荒扎下根来，成家立业。”他还风趣地说：“希望(我)再来时，能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当听到“成家”“孩子哭”时，我心里还想：团中央书记怎么还说这种话!但我也明白，只有按胡书记说的那样做了，这些垦荒队员们也才能在这里扎下根来。但要我那么做，我一点儿这方面的要求也没有。

那时候，队里是男多女少。有一些男队员们，个个像是害怕永远找不到媳妇似的，争着给女队员们写信，套近乎。这是一九五七年。我也接到了几封这样的求爱信，不过，我没有理他们；只是有一个男队员是个例外。他叫张振富，是个党员，有文化。在这些方面，他比我强；我想，能和他在一起相处，对我也是个帮助。我没有拒绝和他交往。这一来，张振富总想要我休息的时候同他一起到野外走走。我不喜欢这样。不知为什么，别看我总是不示弱，好强，那是在工作上；可在男女方面，我做不到。我害怕让别人看到我和他在外面那样，就没有同意。谁知道，他后来竟然又向我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在结婚上，别人怎么做我不管，可我却不能。也许我是那种晚婚型的女人，这种女人，没到成婚的时候是会反感结婚的。我一下子就想到了结婚后的种种坏处：分心，受家庭、孩子拖累，不能“好好干”工作了。于是，我就不管不顾地对他说：要结婚你就去找别的女的吧!就执拗地一转身走了。

想不到，我这一转身，竟换来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我的做法是不愿意扎根边疆，向我提出了严厉地批评。我心里感到忒委屈，受不了，在被窝里整整掉了一晚上的泪。我觉得，像胡耀邦说的“成家立业”结婚生孩子，是需要的；可我暂时不想成家生孩子，也没有错，为什么还要受到这样的对待？我拼命地干工作还不行吗？我想不通。想不通也没有用。我无法改变在这种事上人们对我的态度。我也不能为这件事就不活了。我到北大荒来是为了开发建设边疆的，在这方面却没有人指责过我，反而还给了我种种荣誉。好了，只要我的工作不被夺去就成。第二天起床后，见外面细雨霏霏，雨丝如麻。我沿着泥泞的田间道走着。这种时候，也只有工作才能抚平我不平静的心。

也许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在爱情上，总是有一些不顺伴随着我。可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只管尽我所能地工作着。

3

那是一九五八年秋天。谷子从地里运回来。我站在车上卸车。像我这样的人，干活时总是风风火火的，不会去注意下面有没有人。我正在往地下扔着谷子，就听有人说了句：“没看到下面有人吗？”我这才注意到，地下站着个男的，正因为挨了我的一谷捆子，正站在那里摇着头!当下，我心里就有点过意不去。那男的叫罗福荣，我们都叫他“罗大哥”。过后，我走到他面前，抱歉地对他说：“罗大哥，对不起了。没伤着哪吧？”他毫不在意地说：“没事!没事!”就这样，我和罗大哥好起来。罗大哥向我表白了心迹后，我对他说：“我俩这样了，一、还是要工作第一，二、十年后再结婚，三、晚上不准出去。”这条件事后想想，也太苛刻；不过，罗大哥还是高兴地接受了。我们也就这样暗暗地相爱起来。

不幸的事发生在一九五九年。罗大哥体格好，有一身的劲，工作起来实实在在。开春的时候，他被调到哈尔滨庄当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在一个队里了，平常也看不到他的人，我还真的有点想他。有个人想着，觉得生活好像更加美好了。

冬天，地里都收拾完了，各队都开始修起了水利。在北大荒的冬天修水利很艰难，就是铁镐也没办法挖土，只有用炮来崩，把冻层崩开后，暖土层就可以用锹挖了。那天，罗大哥点上最后一炮，还没有躲开，炮就响了，崩起的冰土块砸到他的头上……

我是在场部集训班里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会儿也来不及多想，就心急火燎赶到县医院。我们队里的不少人都在，见了我就迎过来。垦荒发起人之一的庞淑英大姐把我拉到一边，说：“世华，老罗这个样子也是没想到的，你可……”我知道她要对我说“不要变心”的话，忙伸手止住她，说：“大组，你们放心好了，我可不是那种人!”

罗大哥躺在病床上，白绷带把他的头，包得严严的。他一连昏迷了三天三夜。在这三天三夜里，我一直守候在他的身边，给他喂水喂药，还不管不顾的为他擦身子。他醒来之后，见我守在他身边，动了动想坐起来，我急忙按住他，让他不要动。这一次，是我和罗大哥相爱以来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最多的一次。想想，生活也真是忒、忒有意思了。

罗大哥病好出院后还要静养一个时期。他在萝北这儿没有家，我们也不能马上就成家；这对他的养病不利；组织上和同志们就让他回北京养病。这期间，我俩是通过书信在传递着我们之间的感情。

罗大哥从北京养病回来后，我心里很矛盾。照说，罗大哥这时候需要有个家，需要有个女人在他身边；可是，我们俩人“十年后再结婚”约会，时间还没有到，我从心里还不想结婚。也许正是我的这一矛盾心理，在领导和同志们的说服下，两方面的重量倾斜了，这时候的我，倒真的觉得，和罗大哥结婚、生孩子也是工作的一个内容。既然都是工作，“工作第一”的我，也就要像我爸爸说的“好好干”了。于是，一九六三年那个幸福的日子，我和罗大哥高高兴兴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罗大哥还真是一个好丈夫。他能体贴人，理解人。我虽然也想多给这个家一些，多想给他一些；可是，我还是觉得，家这个工作还是不像队里的工作那么重要，所以，顾家和他的时间就忒少。刚结婚那个晚上，他就跟我说：“世华，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工作。工作是党的工作，就要干好。我们虽说结了婚，以前怎么干你就还怎么干好了，家里的事有我呢!”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激动。我深深地感到，我找了个好丈夫，忒幸福。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止不住就涌了出来。罗大哥帮我揩眼窝的泪水，我不由地叫了一声：“罗大哥!”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

女人结了婚很快就会有变化的。不久我就怀孕了。开始我不知道是怀了孕，一天到晚开着拖拉机在大地里转。突然，我想吐，可又吐不出来。我以为是小毛病，挺一挺就过去了。我过去就这么做过。谁知道这一回却不灵了，而且是越挺越重。我只好到了卫生所，大夫说是妊娠反应，是“有了!”意识到我有了孩子，心里既甜蜜，又有些不好意思：“有、有什么呀!”说完转身就跑了。

跟随我在大地上作业的孩子，是在我就要分娩时才又跟我回到家里的。我和罗大哥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后，经常有姐妹们来看我和孩子，我也经常把小宝宝搂在怀里，去亲吻那张透着奶腥味的小脸蛋儿，这让我感到了一个做母亲的温馨。儿子开始成了我的一切，我开始有了照顾好儿子的想法——女人好像都应该是这样的吧？只是，在我内心深处也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不能这样!记得，我刚报名开拖拉机那会儿，有人就说：“女人开什么拖拉机呀，一有了孩子就完，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不!我要做出个样子让人们看看，女人和男人没有什么不同!我要下地干活去!要不是姐妹们拦住我说：“要干活，那也要等到满月以后，要不你会做病的。”我这才没有坚持。儿子还没有满月之前，我就和罗大哥商量好，等我满月了，就把孩子送托儿所。接送、看护儿子的事儿，我的班要是许可，就由我来，要是不许可，那就是老罗的事了。至于中间给孩子喂奶，大地远，回不来；这也好办，把奶粉交给托儿所的阿姨，让她们帮着喂。

好不容易等到了满月，我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就开着拖拉机下了地。在地里作业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想起我的儿子：他哭没有哭？受没受别的孩子气？要是晚上，我会想，罗大哥能看好儿子吗？儿子是不是哭了？老罗干了一天活，也够累的了，他听没听到？……这，好像还好一些，特别是——有了孩子的女人的奶是要经常让孩子吃的，不吃它就会攒在一起，越攒越多，两个ru*房被胀得生疼。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把机车交给女伴开，下了车，急忙跪在地上，用手把奶水往地里挤。看着从奶头上喷出来一股又一股乳白色的奶水，撒到地下，我的心就是一阵酸疼。不过，那也只是一会儿的事；因为我知道，什么事都不能两全其美，为了工作，总得舍弃一头啊!于是，我擦去眼泪，跳上机车……

在我有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我把大儿子送回北京他姥姥那里。当我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想不到，又一次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

4

那是一九六八年。两派争斗时有一些手榴弹，大联合后要统一销毁，这销毁的任务就落到了罗大哥身上。罗大哥没有犹豫，接受任务跟车来到后山。开头挺顺利的，想不到，在他要把另一颗手榴弹扔出去时，手榴弹就在他的手里炸响。他的右手飞了，前胸血肉模糊……

这一飞来横祸，我一听，眼前就是一片模糊，双腿一软，向后倒去，多亏人们扶住了我。我带着六个月的身孕赶到医院。罗大哥因为出血过多，急需输血。医院里站了一大排等着验血的人。输血就是救罗大哥的命!我不管不顾地挤过去，要为罗大哥输血，却被人们死死劝住。这时，我真想大叫了一声：“罗大哥!”扑向病床；可进了病房，我不得不忍住了。病房里挤满了人，哭声和抽泣声使病房的气氛很沉重。我忽然意识到，这种悲伤既是为罗大哥，更多的是为了我，为我的后半生面对没有右手的罗大哥，我带着几个孩子将怎样生活？这时，我内心深处的那股倔强劲又上来对我说：徐世华，你一定要坚强!要坚强!当下，我努力克制着自己，咬着嘴唇，强忍着泪水，没让它流出来。

我觉得我能够把握住自己时，这才平静地对屋子里的人说：“大家都不要难过了!谢谢大家对老罗和对我们一家人的关心!我也请你们放心，只要老罗还有一口气，我徐世华就会好好地照顾他!……”

家里孩子小，罗大哥又是这个样子，我不得不同意领导把我安排到农具场当保管员。从此，我既要照顾罗大哥，又要干家务活，可是我决不耽误工作，还一定要“好好干”。有一次，“75”号车组播种机上的“分离套环”坏了，队里没有，我就搭车到场部去领。回来时没有车，怕误事，我就背起三十多斤的零件往回走。十多里路，回到队里时，我身上衣服全让汗水浸湿了。有时，逢到机车上缺人，我就会去打替班，一干就干到半夜才回来。

不好意思地赶到家，罗大哥就端上包子来让我吃。我奇怪地看看包子又看看他光秃秃的右手，不知所以。罗大哥笑了笑，对我说：“世华，我不能当废人!我虽说没了右手，可我也一定要什么活都能干!”我看着包子：“是你包的？”他“嗯”一声，说：“我用一只小碗，把包子皮放到碗里……”想像着他包包子时的情形，我心里一阵激动，不由地叫了声：“老罗!”他扶着我说：“以后，你就还和从前一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甭考虑家里，家里有我呢!”后来，他不仅能骑自行车，还能用锄头铲地。作为他妻子的我知道，他在练这些的时候，付出的也忒多，忒大了!

到北大荒这几十年，我始终想着爸爸对我说过的那句话，“听党的话，有了工作好好干!”正因为这样，党给了我不少荣誉；不过，在我的这些荣誉里面，有一半功劳是属于罗大哥的!二零零零年，他先走了；罗大哥的人虽然走了，可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爸爸的一句话怎么就能影响我一生？我也不好说。反正，在当时，我觉得，我心里期望的，是爸爸说了出来，——爸爸的话说到了我的心里，我只不过是在心里产生了一种共鸣。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