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充当领头羊的这样一个时代，逐渐商业化的文学，仍逐渐在被冷淡，逐渐在滑向边缘地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写作者能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关于新生代的论争－－也被称为‘死水微澜’”的时候掀起不小的风波，实属难能可贵。

第一部分　现状的分析

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少不了以纸质的形式展现出来。否则，便很难得到认可。因此，出书是必然的现象。

韩寒，“已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传奇”。说起他，人们往往想到的不是他的书，而是他作为应试教育叛逆子的形象。这一点，深受数百万中学生的青睐。当初，他因为几乎门门功课都挂红灯而毅然决然选择退学，转而投身自己钟情的赛车事业，着实影响不小。媒体也借此大作文章。一时间，韩寒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迄今，韩寒已出版了四本小说。其中《三重门》面世最早，作者也藉此成名。销量已逾百万。时年已过五六载，一位老师却说《三重门》其实根本算不上是文学，只是负载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作者比他的书更加吸引人。

文学上，先寂寞后热闹的事情多得很。而与此戏剧性地相反的是，韩寒初始时热闹非凡，路却是越走越凉。当他的第四本小说《毒》出版时，已经很难引起注意和讨论了。

继韩寒之后出现的“代表人物”是春树和郭敬明。春树的自传长篇《北京娃娃》记录下了作者成长中的一些真实心理；郭敬明的作品充满了神奇玄妙的幻想和对昔日美好生活的感伤回忆。因而作家雷立刚认为“他们都比韩寒强很多”。

相比之下，郭敬明以他特有的笔致，将其面临升学考试压力所产生的消极颓废心理以充满关爱、情谊的幻想世界作寄托，抒发对真善美的热爱（如《幻城》），而不是“用残酷来形容”，“并不加掩饰地将灰暗写出来，却不给任何希望”，更符合阳光健康的针对学生的文学气质。

上面提到的两位代表人物，都与一本杂志和一项作文大赛紧密相连。

东方明珠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引领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似乎在其他方面也先人一步。当整个中国大地还笼罩在应试教育的阴影中时，上海的《萌芽》杂志却率先推出了“新思维新概念作文大赛”。矛头直指“正统君主”应试教育。它所倡导的作文理念与应试教育下的作文格格不入，甚至针锋相对。要打破一种“垄断”，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先锋，塑造典型。韩寒就在这时应运而生。但如果没有韩寒，也会有另一个张三或者李四。作为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一等奖得主，韩寒确实牛气实足。越往后，新概念便也成了“旧概念”。套路化模式化，又出现在新概念的路子里。以致于新概念与名牌大学直接挂钩的把戏只玩了几届就寿终正寝了。

可见，这是怎样一个激进的时代。

一阵“韩风”之后，少年作家蜂拥而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刘嘉俊、宋静如、岑孟棒、周嘉宁、苏德、小饭、赵婷婷、徐敏霞、顾湘、赵亮晨、陈幻、商羊、蒋方舟等。出版的代表性作品有：《假如明天没有太阳》、《点击１９９９》、《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集》、《爱与痛的边缘》以及“萌芽青春文学丛书”（包括《闻上去的青春年华》、活得像电影一样》等８种）、“萌芽小说族（包括《只爱陌生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等６种）。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而另人“惊奇”的是，两个熟悉的字眼经常出现在这些作品的冠名上。对，就是“萌芽”和“新概念”。

对于当下的文学写作来说，“网络媒体的影响不亚于商品经济和流行美学，许多语言文体的感觉因之改变了。文学和商业化的合谋也造就了新的写作群体和新的发表平台”。萌芽和它开创的新概念作文正是这样的一个平台。一方面，它以出版和商业炒作将一批写手推上前台，让他们“趁早出名”；另一方面，便从一次次的商业行为中获得利润继而发家致富。同时，面对新老更替，又不得不将另一批写手生产出来。这是一件“好作双赢”的买卖。

其实，无论是《萌芽》也好，８０后也好，他们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主要因素还在它的读者群。这里就不得不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了。

自从七七年恢复高考以来，二十多年已经过去。对高考，不管是喝彩也好，辱骂也好，在老百姓心目中读书应试仍然是无可替代的“正路”。中国人似乎就喜欢一边骂着以示不屑，另一边又像烟鬼离不了大烟一样围着打转。

８０后的读者群（乃至作者群）当然是那些年纪不大的学生。上至大一大二，下至小学高年级，是这些学生中的绝大部分，出版者、评论者却是比他们老一辈还要上去的商人和真格的作家。

正是有上述种种的复杂因子，表面上看来红红火火的青春写作其实面临着许多问题，有些甚至是致命的。

首先从出版者来说，其实他们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不过是如何将一批又一批的写手生产出来罢了。但是，出版又是商业行为，出版商需要回答他们是否在“炒作”。将真正好的作品炒热了固然好，如果是为了商业利益而恶意炒作，那出版就与商业化狼狈为奸了。

再说作者和读者。（其实作者与读者在这里随时可能发生角色转换，所以他们根本不存在分明的界线）。二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考大学。不言而喻，升学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作者，他们多了许多路。有些凭借着新概念和自己的书直接跳进了大学，有些却不得不“双管齐下”，而另一些人则显得过于功利（８０后作者胡坚公然宣称出版自己的书《愤青时代》就是为了获得北大的特招名额）。对于读者来说，在紧张枯燥的“备战”过程中精神饥渴时拿几本８０后的书来读几乎就是一种消遣罢了，根本谈不上审美阅读。所以，有时真让人感叹热闹只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

前面提到８０后之所以会如此受关注主要在于它的读者群。不错。因为现在的中国拥有在校学生的数量居世界前列；日后，他们在整个国民生产中所占的位置又相当重要。而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争论又影响极大，差点儿动摇了新中国几十年的立国之本。８０后青春写作热潮正是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迹的过程中出现的，可以划进素质教育的大圈子。应试教育也是培养不出来的。中国有几百万中学生，他们都在朝同一个方向前进。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身边的一些人却走了岔路，开了小差。他们当然好奇，当然要关注。他们一关注，他们的父母师长也必然关注。正因为有这么多人关注，所以才会热闹非凡。

被他们关注的对象，其实面临着更多的问题。综合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新老更替或者说新陈代谢是必然的。那么随着年龄等各个方面条件的改变，他们因青春写作走红，是继续青春下去还是随波逐流各行其是？“如何跳出青春写作这个怪圈”成了他们必然面对的问题。

另外，如何跳出模仿的圈子，如何走出七十年代的阴影也是一大难题。七十年代写作是一个很吃香的概念。“卫慧、棉棉和随后的安妮宝贝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八十年代一部分女作者相继模仿的对象”。另有人甚至公然宣称自己是“王小波门下走狗”。在诗歌领域下半身诗派露出头角。而现今的诗歌简直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在这个七十年代人“发挥光芒或者准备发挥光芒的时候”，八十年代的人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不得不引人深思。

第二大方面就是如何处理文学和商业的关系。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古代的文人写文章就是为了入仕，明目张胆，堂而皇之。文学也历来与功名利禄挂钩。“八十年代的写作面对这个问题尤其剧烈，这个社会过分讲究金钱和商业效应导致很多优秀的八十年代作品只能在网上流传，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读者群’，或者根本就没有商业利益”。

面对如此多多的问题，不同的人自然有他们不同的处理方法。但稍不在意，就会陷入困境。其实一些共同的策略是必然可行的。比如坚持网络写作，比如创建团体性平台（如《萌芽》，美文少年版），甚至可以构建８０后自己的出版－评论体系。

第二部分　争鸣

其实目前的８０后在当代文学史上连一笔带过的描述都找不到。他们会受到普遍关注除了前文陈述的原因外，还有就是他们整体的时代特征。

“年纪轻轻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实属难得。《时报》的王千马直截了当的说人们对８０后关注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鲜。

其实，看看８０们的作品就不难知道，“叛逆”和“幻想”是两大主题。代表人物是韩寒和郭敬明。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这群人，深受电子文化和网络的哺育。他们思想激进，追求时尚，崇拜偶像。与以往任何一代同龄人都不同。他们又生活在上一辈人缔造和统治的世界里，肉体和精神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自由。他们常常觉得得不到理解和尊重。所以“叛逆”和对理想自由生活的“幻想”似乎必然成为他们笔下的主题。

关于八十年代写作的讨论开始于上海的《萌芽》杂志在五六年前第一次举行新概念作文赛事的时候。时至今日，各路英雄仍然态度不一。但只要看看他们的矛头所指，也能比较真实地了解情况。

先说“褒扬（或者倾向于褒扬）”的方面。有的评论者认为先要承认８０后的实力和才华，虽然这种才华更多地表现在“学习（模仿）”的成功上；有的则认为他们的文章“曲折迷离”，“有一种超越作者年龄的模糊张力”，“带着一种迷离和飘逸”，“甚至有些魔幻的色彩，神秘诡异的气氛”；有的说他们的文章贴近同龄人的生活，受到他们的欢迎，这就是社会的需要；有的则抱一种“宽容的态度”，认为“他们的语言的溜，个性的鲜明”等等都昭示着新一代写手的诞生；也有人认为８０后作品的特点是词采优美，也有人认为是充满了丰沛的想象，也有的觉得是充满了青春气息。

相对而言，长辈们更喜欢用一种指责的口吻来点出不足或缺点。

说得最多的是模仿的问题。有评论者说在８０后的文本中，很难看到具有个人的独特的价值，认为他们对国外大师的“学习”也没有逃逸出新生代“学习”的范围，因而在归属上要把８０后打入新生代的行列；有人甚至把矛头指向了《萌芽》，说它是在为商业社会里一本文学杂志的生存乃至发家致富费尽心力；有人干脆地说韩寒写的只能叫畅销书，不能叫文学作品，他们的成功只是商业的成功，一些没有赶上新概念的作者对此更是旗帜鲜明；作为高中一级语文教师的蔡少军则认为现在少年人的出版热大多是商业时代的炒作，在他们的作品中没有人敢大声承认什么是美，什么是真正的美，他们的笔是热的，心却是冷的；浙大中文系主任吴秀明则说我们这个时代就不是个产生经典的时代，何况他们；批评家洪治刚则认为８０后的很多作品中，看不到一点点对生活自身沉重对真正的爱、牺牲和悲悯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的自觉意识，他们的文字刻意雕琢迹象明显，“与真正的艺术还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一种，就是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少年作者持观望中立的态度。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对青春写作热会持续多久，会产生多少优秀的作家等感到怀疑，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作品有突破百万的销量震惊，所以就只好一直“发呆”下去了。

其实模仿是每个写作者的必经之路。不一定好也不一定不好。许多大作家也是靠模仿起家的。模仿是超越的前一个阶梯。但如果只会模仿那也必将毫无出息。

在多媒体可视影象占据主导位置的文艺界，有这样一群肯用文字表达自己心声的少年人，总是好事。至少“意味着写作激情的回归”。他们也许就是明天的鲁迅或者诺贝尔奖获得者。也许不是。

至于他们文章中“硬伤”或者称其为稚嫩气息，相信只是时间的问题。对于生活，对于爱，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共识。只要大方向是符合真善美的，不妨多给他们一声呐喊，一声喝彩。

上面集中阐述了一些专业人士的评价。最后，再来听听少年人自己的声音。

“跨掉的一代哦（虽然我们自己不承认）！”一位网友如是说。作为八十年代生人，对生活没有太多的激情，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就会产生一种“颓废”之感。“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人文环境”，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对于专业人士的评价，他们说代沟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个年龄段的人的想法。对于８０后的作品，他们说书想压着《三重门》，人欲排挤韩寒，个个都想借此出名；没有人懂得什么叫文学；标榜着前锋，打着叛逆的大旗，其实是把文字和自己所谓的文学揽在怀里当情妇。其实人很多时候都在自欺欺人。但他们同时又表示在自己最无聊的时候，是８０后的作品陪他们度过的。

其实，既然是评论，就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无个人感情。面对同一个问题，总有人清醒，总有人糊涂。褒也好，抑也好。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只有时间才能给我们满意的答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