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极为缺德与无聊的现象,便是将男人阉掉,让他变成非男非女,以充当太监,太监的特点是性的不确定性。
现在有的人更有“本事”,居然阉割起文字来。被阉的文字自然也和太监一样没有确定的词性。
朝廷需要那些无确定性别的男人,他们既能起到男人的某些作用又可保宫女不受性骚扰。现在某些人亦需要将文字弄得无确定性,使它们看去既具有原有的词义,仔细琢磨,又未见得具有这种含义,以为其所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早一段时期,各行各业流行“承诺”,仔细一看,许多便是玩文字游戏,兑不了现的。如某公安局如此承诺:认真受理,依法办事,能办的事决不要跑第二趟。这“能办的事”便是阉割掉了的。到底何谓“能办的事”,何谓“不能办的事”难说得很呐。某医院:合理检查,合理用药,不乱收取费用。多中听,但病人又怎能把握它的尺度呢?明明是患感冒,医生要你去做个ct,这样的事并非杜撰,有谁找上医院的麻烦了?
阉割文字在生意场上起着骗的作用,骗你买,骗你上当,而上当受骗后到头来又找不上他。所以大受商家欢迎。而在公文、通告、汇报材料乃至文件里,阉割文字既可胡弄上面又可哄着下面,实乃欺上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绕着弯子违法乱纪的好方法,因此更是大行其道。很多人玩得转,在官场混几十年而终为不倒翁,其水平便往往是作文说话善于阉割文字。
“没有特殊情况,一律不准动用公车”。这一招,实在是绝了。上面满意:你瞧这单位何其廉洁,除偶然之特殊外,“一律”禁用公车办私事。而群众也会拥护这样的以身作则,公私分明,严要求的领导。而实际上呢,这一条规定也不会违反,因为谁也不会承认刚才是开公车钓鱼去了。另外,诸如“除党政主要领导外一律不得如何如何;严禁非工作需要的公款吃喝”之类,我们的原则就在这些似是而非的条款中被阉掉了。
而更为糟糕的是,阉割文字既然能做到皆大欢喜,当b*子与立牌坊两全,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正常,一种官场文化,成了我们的工作。君不见,分明是一个10点钟“开会”,11点半开餐的会;分明是一个打牌、跳舞、唱卡拉ok甚至旅游的会,却被说成了何等重要、及时,有成效的会;分明是背地里搞鬼,使坏,居心叵测往上爬,却标榜自己是如何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以革命工作为重;分明是个“老爷”,却偏爱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公仆”,是打工的……
文字一旦被阉割,就不再具有原来的词性、含义,自是文字的一大悲哀。但文字为人所创造,是人赋予它以固定词义,以表达人的情感,思想、道德、观念,文字本身并无感觉,所以阉割文字其实是在阉割人自己,在阉割人的精神,所以读阉割文字有被阉割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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