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傍晚散步的时候，我在公园的入口处，遇到一位四十出头的女士出来，，我正想侧身给她让路，可她却恭敬地叫了我一声：“c老师您好”。奇怪了，我并不认识她啊？看见我惊讶的模样，她笑着说：“我是当年“四－1”班的余芳芳啊”。我摇摇头，这个名字我实在没有印象。她笑嘻嘻的说：“那时的‘课外活动’课，你给我们讲《新来的小石柱》你忘啦”？啊！那可是30年前的事情了。

与小余互相道别后，我没有散步的兴趣了。回到家里，过去的蹉跎岁月，就如dvd光碟快放一样闪电般地出现。当时：

年早已完成“镀金”阶段离去，九妹也离我出嫁了。近七年的务农生活，眼看参加工作的希望全无，连做一个普通“公社社员”的“资格”也没有，我的精神几乎崩溃。吃不下饭，睡也难眠，145斤的体重急剧降到98斤。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老知青们自顾不暇，农村的年轻朋友们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才好。每天劳动之余，不是闷灌劣质的“金刚蔸”（一种植物块根）酒，就是连抽“喇叭筒”（一种生晒旱烟）。“出生不由己，道路自己选”，可道路能给我自己选吗？今后的出路在何方啊？！

就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候，公社党委一纸调令把我抽到公社红旗小学任代课老师，先是担任小学三年级的语文班主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也许条件的改变，也许一个新的，陌生的工作环境，可以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也不一定。于是，我马上背起行李去学校报到了。

如何做老师？我不仅没有经验，连体会都没有。说起来年轻的朋友不会相信，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师范学校，连培训班都没有，学生手中是什么书，老师也是同样的一本。没办法，以前自己的老师是如何教自己的，就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吧。我就凭着记忆，尽自己现有的知识，认真的备课。

说来也怪，才两个月的时间，全公社小学生统考，我的班级及格率竟然达80％以上，这在全公社引起了轰动（一般的班级及格率不超过15％）。县“教育组”（教育局）领导与“学区”（公社）辅导员一起来听我的“公开课”，学校其他的班主任拿我的备课本去观看，奇怪地问我：备课本的内容从那里来的？我说很简单：从记忆中来啊，过去我的老师是如何教我的，现在我就如何教我的学生。就这样，一个学期不到，学区就连续把我从小学三年级调整为四年级，五年级，直至初中毕业班任班主任。

随着教学年级的不断提高，自己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深感知识不够用。在当时的环境下，公开的场合是没有任何教学辅助资料的，我就想起了废品收购站。在那里，我翻出了不少的资料，什么《辞源》，《辞海》，《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唐诗三百首》，《联共（布）党史教程》（文革前版本）等等。为了不惹出麻烦，我将原来的书籍封面撕掉，换上“大批判”学习资料的封皮，就是在老师集体学习和备课的时候，我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阅读。当然，象《红楼梦》等严重“反动”的书籍，只能晚上在宿舍里就着昏黄的煤油灯阅读了。

就在邓公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全国贯彻“以三项指示为纲”，全面对“文革”造成的混乱进行整顿，教育战线也开始了“教育要整顿”的工作。虽然有“中央文件”的整顿要求在，但是，“文革”中的政策变动实在是太令人心有余悸。何况，“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贫宣队”仍然还在学校里，任何重要事情还需要“请示”这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领导者”。校长，老师们小心翼翼，不敢认真地去落实“整顿”。

我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这个老师还是“代”的，我怕什么？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有点“红卫兵”的脾气，可惜我没资格当过）。“课外活动”课是我班主任的课，任课老师你别想占用补课；“开门办学”走出课堂，一天只能上一节课，对不起，本班主任不同意；教室后墙的“学习园地”上“搞好革命的大批判”的大标语让我换成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些做法，在我离开农村以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时，以上就是我这个“翻案黑先锋”的具体“罪行”）。

在学校和学区的会议上，我还极力拥护开展老师的周末业务学习，赞成学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与观摩。就在交流与观摩的时候，我在一个少数民族大队学校里见到了秀。她刚刚从“三线”回来不久，就担任了这个学校的民办老师。

所谓“民办老师”，尤其是当年农村小学的民办老师，可能许多朋友并不了解。他们的每月工资一般定位为14元（同样的公办老师是28元，口粮由国家供应，还有“公费医疗”），其中12元由地方财政补助，其余的需要本大队统筹解决。如果那个大队贫困，对不起，只有先欠着。其他的“待遇”与公社社员一样。

秀，是一位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我们同一年来到这个公社插队的，她与年同一个生产队。她1·60米的个头，不瘦不胖，瓜子脸上五官端正，后脑勺扎着一把“马尾”至肩的头发。性格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四年前，她虽然在“三线”参加枝柳铁路建设，工作也积极肯干。在工程即将完成时，许多成绩不如她的人都留下当上“工人老大哥（姐）”了，可她还是卷起行李返回“广阔天地”了。原因只有一个：也是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

说起秀的学校，地处一座山腰上，校舍加操场不超过一百平方米。校长加老师一共五人，五个年级，两间教室，一间约十五平方米的教师办公室（学校没有宿舍，放学后老师和学生必须回家去住），七十多个学生。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五个年级两间教室，怎么上课啊？可人家就能够上课，原来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复式班”。

所谓复式班，就是三个年级的学生同在一间教室里，共同使用一块黑板。学生按年级分坐三排（纵向），老师在上课前，先给其中两个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然后再给一个年级上课。上完这个年级的课，就轮到下一个年级，以此类推。

初次看到此情景，我震惊了。先不说老师的教学环境与条件如何，就是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难怪农村与大山区的学生娃娃们比不过城市里面的学生了。我为这里的老师们认真执教的行为所震撼，为山区的孩子们刻苦学习的精神所感动。

虽然以前我经常去秀与年的生产队玩，我们早已认识。当时我去那里玩的主要对象是年而不是秀，加上秀的性格，我们的交往并不深。这一次我们都同在一个公社里当老师，接触的机会理所当然的就多了起来，何况知青当老师的在公社里仅仅就是我们两个人（后来增加了几人）。

每周星期六的下午，学区按计划组织老师们学习，一是政治学习，二是业务交流。我与秀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能见面，开始我们是互相交流备课，教学，批改作业的体会。后来，我发现秀来学习都带着学生的作业本，一边听一边批改。我知道这是因为她分教的年级多（不像我只管一个班），忙不过来所至。于是我就主动地帮她批改作业，有时候还替她备备课，慢慢的两人的关系就比较密切起来了。

开会，学习，我们喜欢坐在一起，经常在下面小声的嘀咕；

有时候，周末学习结束天色尚早，我们就一起设法回城，第二天下午又一同返校；

如果周末学习太晚，近20里的山路不安全，我就送她回生产队；

要是星期天没事，我就去她那里听她讲“三线”建设的趣事，聊到深夜我才返校。

这样一来，在老师圈子里面就有人指指点点了。当我听到议论时就想，是啊，我们都已经23··～24岁了（秀比我小一岁），不敢说是饱经风霜也是历经坎坷了，个人问题应该考虑啦。我与秀都有一个“黑五类”的家庭，两人都是知青，互相知根知底，在社会关系方面双方都不能挑剔对方什么，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吧。何况秀也是一个不错的姑娘，可人家会接受我吗？

主意虽然已定，可以前两次感情方面的教训让我必须谨慎行事。我决定主动出击，采取迂回战术缓步推进。

首先，我来一个火力侦查：

一个星期天，我去秀的生产队玩。闲聊的时候，我看见秀在“三线”的许多照片中有一张侧身像，笑脸自然开朗。就问秀能不能送给我？秀抬头盯了我一眼，然后扭身去干别的事情。不表态？不作声属于默认。我就不客气的将照片收藏起来，秀也不追讨。

火力侦查的结果是平安无事，可见秀对我之举并无反感，我由此信心大增，继续实施缓步推进战略：

继续保持业务交流，只要大家不回城，星期天我就去秀的生产队去玩；

如果两人回城，我就主动到秀的家里玩，侦查秀的家庭对我的态度，同时也让秀的家长加深我的了解；

为了取得家里人的支持，我将我的打算合盘托出，哥哥非常支持，主动将自己上下班的破自行车借给我，以方便我们星期六下午回城。

一次星期六下午，学区难得的不学习，我们较早的回城了。途中秀邀我去她家里吃晚饭，到了秀的家我才知道，秀的两个姐姐姐夫分别从外省回来了，原来是在“审查”我啊。这顿饭，我是处在忐忑不安的情况下完成的。

第二天我去邀秀返校，只见秀从家里推出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来。我一下傻了眼，秀嫣然一笑说：“还不把车还给你哥哥”。

新车就是不一样，本来需要三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去秀的生产队不能骑车，就把车放在公社学校我的宿舍了。当我与秀道别的时候，秀送我至门口，两人对站的距离是那样的近，我都感觉到秀的呼吸气息了。我们默默的对视良久，当我看见秀缓缓地闭起双眼，忍不住张开双臂，轻轻的将秀拥入怀中，秀也就势将头埋在我的胸前。时间飞快地过去，该回学校了。我托起秀的下巴，轻轻地在秀前额上吻了一下：“我该走了”。秀微微的“嗯”了一声。

在回校的路上，心花怒放的我两足生风，，仿佛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要不是夜深人静，我真想放声高歌：“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独你最可爱……”。

时间飞快的过去，转眼到了寒冬。大批知青，包括一些“可以教育好”的知青纷纷让招工单位招走，可我与秀却毫无动静。我们在公社算是“表现”较好的知青了，为什么招工没有我俩的份呢？

为了今后的出路，我不得不动用家庭的一些社会老关系去了解情况。原来不是公社不考虑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表现”不错，公社准备将我们留下来。天啊！表现差需要继续接受“再教育”，表现好却要留下来，这是什么道理啊！

我不甘心苦熬了七年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就直接去找公社领导问个情由。公社领导告诉我，这是党委研究的决定，准备明年有机会送我去读“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这个“工农兵大学生”确实诱人，毕竟是一朵镜中花，其中变数很大。何况目前自己还是一个“代”老师，我不能轻易放弃眼前的机会。在我的软缠硬磨下，公社终于答应推荐我参加招工了。

在我离开家乡奔赴千里之外新的工作单位那天，天降大雪，秀冒雪前来送我。我拉着秀的双手坚定地说了一句话：“等着我”。

接新工人的大客车冒雪出发，跋涉了三天，我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虽然说是城市，也属于“三线”范围，以前是一个革命老区。从此，我又开始了一个必须耐心等待的三年学徒期（当时有规定，学徒是不能结婚的）。在我不在家的期间，秀经常到我家帮助年迈的妈妈做写家务，妈妈挺喜欢秀的，要我对得起她。

好不容易学徒期满，我立即打报告请求结婚。当我用颤抖的双手将领导批准的结婚报告递给秀的时候，热泪盈眶的秀也拿出了她单位开的结婚证明（我走的第二年春，秀也“顶职”回城了），两人约好第三天上午（星期一）去登记。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第三天的清早，邮递员给我送来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只有两个字“速返”。我一看全明白了，秀与妈妈却莫名其妙。妈妈说：“你婚假加补休不是有15天吗？怎么就加急催你回去呢”？看到我欲说又止的模样，妈妈与秀异口同声的问：“是不是就要打仗啦”？我只好点点头。

原来在十个月前，我们预备役部队（原来叫“武装民兵”）就更新了装备，并加强了训练。尤其是三个月前，基本上是全训了。除了主要装备的37高炮外，还增加了步兵武器装备的训练，实弹训练打得耳聋肩膀疼（炮声与自动步枪的后坐力弄的）。一个月前，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参谋长还亲临校阅呢。大家当时十分清楚：大战将临，不然北京的大官跑来这里干嘛。这些情况，我在给妈妈和秀的信中也含糊的提过。

对此，妈妈坚决地阻止了我们去登记的打算，秀熬不过妈妈的决心，要求当晚陪我聊聊。妈妈也拒绝了秀的要求，只同意明天让秀一个人去送我。

第二天，秀在火车开动的时候大声喊道：“我等你回来”！

当我赶回单位向领导报到，领导正表扬我推迟婚期按时归队的时候，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了事先约定的军乐声：“紧急出动”！“武器库”！领导大声喊着。我们抄起枪支弹药，飞快地向预定地点奔去。炮车正一辆接一辆开过来了，大家有条不紊地按班排边跑边爬车。上了车我们发现，各级军事指挥员都换成了现役军官，原来的的指挥员都成为副职了。

车队往战区开进的途中，沿途群众挥手向我们高呼：“祝你们凯旋归来”！大家胸中豪情由然而生。在战备公路上，密密麻麻的军用汽车披挂着伪装向南开进，大家仿佛闻到了浓浓的火药味。

晚上八点，我们赶到预设阵地的山脚下，天下起了倾盆大雨。上级要求在晚12点以前要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近200米高的山头，没路没机械，只能靠人推了。大家饿着肚子，冒着大雨，踏着泥泞，肩扛手推，一寸一寸地把几吨重的火炮推向山头，终于赶在晚上12点以前安置好火炮。指挥员下令休息，泥猴似的同志们都瘫在泥泞里不愿意动弹。

这时，后勤车队也赶到了，给我们送来了晚饭和衣服，被褥，防刺鞋以及野战帐篷。凌晨2点，步谈机与电台小喇叭传达了军委和战区司令部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命令。天刚刚亮，政治部发给每人一张表要求马上填写，我一看，表上面有个人简历，家庭地址，给最亲的亲人留言什么的。这分明是写遗书啊！一阵寒噤迅间传遍全身，我匆匆填好其他的内容，在留言栏里给妈妈与秀只写了“不要难过”四个字。（具体作战情况不是本文范围，抱歉不再叙述）。

好不容易部队撤回，本想可以回家结婚了吧？可我又奉命带领两门高炮去作人工降雨作业。命令如山倒，不能不服从。（开战前，单位某个领导以生产太忙为借口，拒不执行军训任务，立即被“双开”。）我只好给妈妈和秀去信说明情况了。

熬到九月底，秋粮播种完毕并长势良好，炮队撤回。当我把请假条递给领导批的时候，武装部长通知我去军分区教导队集训，没办法，只好去啦。三个月过去，现在没问题了吧？当我请好假准备起程时，武装部长又来通知，说送我去军区教导队集训，任务是去中越边界学习排雷。我的妈呀，还让不让我活啊？我的命运为什么这样坎坷呢！

吉人自有天相。没两天，又来通知说集训延期，我立刻起程回家。尽管爱情是这样姗姗来迟，在结婚的仪式上，我胸挂两枚金灿灿的军功章与纪念章，终于与秀结为夫妇。虽然我们历经了许多艰辛与磨难，但是我们是幸福的，军功章有秀的一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