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再好，它也是死的，不能像人与人那样争辨着说老子说的才是真理，老子才是天下第一。其实把这个道理延伸到人身上也是一样：一个人再好，你自己说了不算，别人说了才算，你不能逢人便说自己思想及孔子，文采比杜康，刚正不阿不下文天祥，那样别人根不用看你的文采，也不用看你的气节就知道你的思想肯定有毛病。

好文章就好比一面镜子，让人在文字里真切地看到自己；烂文章好比一堆草纸，急的时候又必须用，比如你想写一篇好文章去证明一篇烂文章写得烂，你就必须把那堆草纸拿出来用用，对它进行一次人身攻击后再把它践踏到茅坑里去。有时候如果看到一篇好文章，心里也不舒服，想怎么老子写不出，也想把它拿出来批斗批斗，最后那文章着实像茅坑边上的石头－－不臭但是很硬，践踏不了它，就只能把自己的文章扔下茅坑。又有人想像牛顿一样站巨人们的肩膀上去摘个荣耀玩玩，偏偏自己又没那个本事站上去，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找个名人，把他贬低，然后自己站上去，但往往站上去之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巨人还是巨人，自己是矮子，总不能说站在巨人头上就比他们高了吧。

古有“人如其文，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通过一个人的人品是看不出一个人的文品的，正如一个放荡的妓女，你想不到她会像个真文人一样去写篇清纯的爱情小说，这是心里的向往，与现实无关；又如一个清高的文人，你也想不到他会像一个伪妓女一样去写妓女的私生活，而且还以第一人称来写，这也不是心里所愿，也可能是为现实所迫。古龙算是写武侠小说写得有品的人了，不过他的私生活却不敢让人恭维；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堪称经典但做起皇来他就不怎么样了。所以要做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是比较难的，因为写出来的往往与做出来的不一样，但这样表里如一的文人还是很多的，马吐·吐温算一个，从“美国有些国会议员是狗娘养的”和“美国有些国会议员不是狗娘养”两句话到《竞选州长》、《百万英磅》、《歌尔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等文章，他的生活和文字一样幽默。诗歌作家牛汗推称李广田是“表里如一，性格坚强的诗人”，鲁迅弃医从文，为人类的一切苦难疾呼也做到了“人如其文”。

为文之前先得为人，人品太差，出来的作品也好不到哪里去。至于好的文章出来之后又将取什么样的效果，这又牵涉到社会意义的问题。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对于文字的历练更是精之又精，所以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很少出现现在所谓的性爱文学。现代文化似乎违反了中国长期以来为文的规矩，时下有许多人正在声讨，我想半多是在讨论文章中是否应该出现性爱，出现生殖器，出现那么多几千年来文字里很少出现的敏感字眼。现在有人称“性爱描写”为“可读性描写”，也就是说有了这些东西，写出来作品才具备可读性。这点我倒不赞成，在我看来，写与不写，全凭作者，需要加入的也可加入，声讨者也可不必招摇过市地在一边大喊复古，其实内心又想看得不得了。如果一定要压制的话，我想应该先把《金瓶梅》彻底否定，然后付之一矩，说它是淫书。还要把《红楼梦》里贾宝玉游太虚那一段划掉，把《茶馆》里那三个屌字给挖出来，再把李敖的《中国性研究》里的《从“我是嫖客”到“我是鸡巴”》、《长程s*精与中国文化》、《政治与生殖器》等，只要和它沾上边的，一概禁掉（他曾被国民党禁了九十六本书，现在轮到我们禁了）。然后我们再来回归，再来做那些士人们所谓的纯文学，至于是纯哪方面的文学，我就不得而知了，人己经虚伪至此，虚伪的文人更不知沉到什么地方去了。

从字眼上里找完麻烦，这还不算完，我们还得看一篇文章整体，为文者得考虑给我们留下了些什么，不论是从反面给以教训，还是从正面警世，或者全方位地总结，只要给读者留下好的深思，那为文者就算成功了。但事实上很多人不承认反面的东西会给我们正面的思考，认为不该让下一代看到泪，看到血，看到破碎和痛苦，　我很理解那些上了年龄，为人父母者的用心，不过我觉得这未必是件坏事，相信很多人看过钱钟书的《读<伊索寓言>》，他在文中说：

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

钱钟书不是车轮里嗡嗡叫的蚊子，我也不是，只是觉得有些东西如果复杂，我们又何必说其实很简单；有些东西既然已经是丑恶，我们又何必一定要说它本身美好呢。

写了这一大堆，我自己倒不知道到底是为文难点，还是为人难点，只好匆匆收笔。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