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出所料，我很快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

在文新区的机关、学校、农村，人们都在议论着我，反而叫我茫然不知所措和无地自容。

一九七三年九月上旬的一天，我十分敬重的张玉泽校长来到我家，我忙请他屋里坐了，很恭敬地递烟递茶给他，他却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也忙，你也忙，我只有一件事跟你说，经学校研究，你被聘为文新学校校外辅导员，这是你的光荣，也是学校的光荣”。

我说：“校长，我还得感谢学校对我的培养呢，叫我做校外辅导员，就怕辜负校长的厚望”。他又说：“你也不要谦虚了，明日下午你来学校一趟”。说着他喝了两口茶就走了。

第二日，我如约来到文新学校，因是新学年，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起来，在操场上隆重举行了校外辅导员的聘请仪式，由学校团总支部书记当众宣布我为文新学校校外辅导员，张校长亲自给我颁发了证书，少先队员为我佩上了红领巾。我很激动。这是我有生以来享受这种受人尊敬的待遇。我掉泪了，确实到了热泪盈眶的地步。张校长叫我讲话，我能说什么呢，说我会写文章，说我劳动积极，说我公而忘私，我什么也不好说。在张校长的反复要求下，我还是说了下面一些话：“各位老师和同学，我是文新学校毕业的高中生，是学校老师们的培养，使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我刚有点进步，就得到了学校的肯定和鼓励，我万分感激，我将不负众望，在今后人生旅途中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我的讲话发自内心。话音刚落，就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又过几天，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我为文新公社会计辅导员，和向文书一道，负责全公社的会计辅导，协助各生产大队的财务管理。一天向文书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修奎，何书记给你压的担子不轻呀”。

向文书的话，倒叫我心头交错着许多复杂的情绪。我对会计科目是似懂非懂，良家坝大队的账目都还没有理顺，我有啥资格和理由去辅导其他大队的会计呢，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愁着眉头跟他说：“老文书，我不能胜任怎么办”？

“不会就学呗，那个是生而知之呀，何况这是为你闯入社会接受锻炼的极好机会，，现在你不去熟悉，难道要等到像我这个年龄才去熟悉不成”。向文书推心置腹的对我说。

“行嘛，反正前面有你引路，我还怕啥呢”。我不敢违背公社的意图，只得服从。

金秋十月，大队在完成秋粮上交任务后，正在落实秋种任务。一天县委副书记于诗堂来到良家坝，他和支书刘治周寒喧片刻后对我说，县委准备在良家坝搞农村基层干部理论学习试点，以大队为单位成立中心学习理论小组，明确我为中心学习小组的组长。说到学习理论，自然很热心，就同意了于副书记和刘支书的安排，主动承担了组长职责。当时良家坝大队干部中数我的文化程度最高，为了提高我的辅导水平，县里还安排我到铜仁地区党校学习半个月（地点在大兴飞机场，县里由田茂方、李永清带队，参加培训人员还有毛洪成、杨珍、徐东翠）。我接受培训回来后，每周都组织村里干部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其实我对哲学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半瓶的水,我只是照书读给大家听而也。这些干部没有几个正规上几天学堂的，什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什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什么剩余价值，他们并不关心，也没有人听得懂，可谓是“对牛弹琴”。我就有关问题，提问过几位干部，没有一个答得上来，由此我失去了办好中心学习理论小组的信心。可没到月底，县委派来了调研组，带来记者和摄影人员，该记的记，该摄的摄，忙了一下午，调研组走了。事隔两天，良家坝中心学习理论小组上了广播上了报，说什么良家坝大小队干部通过学习，提高了用理论指导实际的能力，推动了革命和生产，云云。过后县里又搞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巡展，良家坝作为县委树立的典型，把我组织大家学习的新闻图片贴在巡回展版的显要位置，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解说员向群众津津有味的讲解，我曾参听过，听后都觉得脸红。

进入了十一月，人们添厚了衣服。一天，区委书记曹碧云去钱家检查工作，路过良家坝时，发现我在关林刘永先家，他进屋主动与我搭讪，最后提出要我与他一道去钱家。堂堂一位区委书记，主动邀我与他一道，真叫我受宠若惊。其实他身边就一位秘书，为什么还要请我呢？他说：“你修奎是业余记者嘛，应该给你一个活动空间，以后区里还要经常请你呢”。曹书记是文新区最踏实认真，在干部群众中威信最高的领导，他能看重我也是我的福分。于是我向刘治周告假，他见是区委书记安排，不好拒绝，只得由我去了。

从此以后，我的大部分时间是由区里和公社安排，大队导洪管安装工程的后勤工作我推给了大队其他干部，我只是每月在大队做一次会计账目。

我到区里和公社做事，是拿不到任何报酬的。我因公外出仍由生产队给我记工分。但吃饭区里和公社都得管。区里安排我去各公社采访，所在公社负责我的吃和住，但跟随我的其他区里干部得交粮票和伙食费，粮票半斤，伙食费三角钱，这是纪律，没人敢违背。

由于区里和公社领导为我采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使接触了各类人物，上有区、公社领导，中有机关干部、学校老师，下有生产队的群众。我每到一处，当然是受欢迎的，都愿与我交流，绘声绘色地提供他们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以及其他材料。我把收集到的大量信息进行归纳整理，一篇篇通讯报道就出来了，其产量特别高，平均三天就有一篇送县广播站，于是向文书笑话我是“高产业余记者”。送县广播站的稿件采用率肯定是百分之百，当时县城人没有几个不知文新有个叫黄修奎的。我也择其高质量的稿件送省报省台或《人民日报表》，但命中率太低，半年可望有一二篇被省报省台采用，《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安营扎寨在山坡》的小通讯后就再没有缘了。我想《人民日报》是国家的大报，记者如云而且遍及全国，每天收到的稿件是成千上万，质量要求高，我一个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又不专业，功底太薄，能有一篇上大报我这辈子也心满意足了。

就是这个月的二十六日，公社又抽我去岸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上脱离生产队劳动和大队的会计工作，这一抽就是一年半，但也少不了区、公社领导有时要我随同他们去基层采访。

时间已进入了酷寒迫人的冬天，我回家换衣服，顺便进城拜访了苏干事。他家住在钟顶山底下的县委职工宿舍（现辟为机关幼儿园），这栋职工宿舍是砖瓦房，他家是右侧的第二套房，前面是会客室，中间是卧室，后面是厨房。会客室很简陋，一对藤沙发临窗而放，还有四把松条做的矮椅放在墙边，一只火盆在会客室的正中正生着炭火，靠卧室的墙上张贴着一张毛泽东主[xi]的画像，证明主人很敬仰毛主[xi]。不，在那个年代，人们把毛主[xi]当作神，家家户户取缔了香火，换上了毛主[xi]的画像，如发现谁家没有挂毛主[xi]的画像，是要查问这家人为什么对毛主[xi]不忠，说不清楚是要挨批的。从会客室的摆设来看，主人很清贫，无法证明主人就是德江县委宣传部干事。

我进了会客室，轻咳了一声。苏干事从卧室出来，他见是我，立即把火盆拖到沙发边，并叫我坐到沙发边烤火，我坐下了，他又递

烟递茶。我不会烟谢绝了。喝茶当时我也不习惯，我接在手放到茶几上。其实苏干事也不会抽烟，家里有烟是用于接待客人的，那香烟的档次不高，朝阳桥牌，二角八分钱一包，能抽上这种烟的只能是干部，一般群众普遍抽九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看来干部和群众的生活水平始终有些区别。

他也坐到藤沙发上，很倾心地对我说：“修奎呀，写文章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比如我和《贵州日报》社记者王正生合写的关于张羽花的通讯材料就花费了不少心血，《贵州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了，算成功了。我们搞新闻工作的，就是做党和政府的喉舌，去摇旗呐喊，去激发干部群众的激情，去鼓动人心。一篇稿件能打动人心催人奋进，才算高质量的稿件。你那篇《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通讯稿很不错，在文新已经引起了不同反响，算上乘之作”。

我十分感激他对写文章的看法和对我的褒扬，我说：“苏同志，你过奖了，其实我是初出茅庐，还希望领导多多教导才是”。

过后，苏干事又问及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还说在写作上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他千方百计解决。我说感谢部长的关心，我现在最大问题是缺学习资料。他听后，立即从书柜里取出一套四卷的《新闻文选》，并告诉我说：“这里面都是精典文章，回家去后认真翻翻，会对你今后写作有帮助”。

我接过那套《新闻文选》，很激动地说：“我一定认真拜读。不失厚望”。然后翻阅了几篇。

这时有人叫苏干事，我只好向他告辞。他说：“你回去告诉何永亮书记，他来的几个电话，部里商量过了，同意在文新公社建立通讯组，这是个新生事物，部里很支持，并向省报作了汇报，他们也准备来德江协助。今年内来不及了，可能要到春节以后，以后你就好好干吧”。

我说：“盼这一天早日到来”。说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苏干事家。

六

一九七四年三月的一个融融春日，文新公社门前梨花盛开，群鸟争鸣，站在公社门前的石梯上远眺，四面青山和田野一派生机盈然，红艳欲滴的朝阳从东边喷薄出来，又给春的大地覆上了一层金光的色彩。

在公社的小会议室里，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

会议桌由两张乒乓球桌相拼，桌面上覆盖着蓝色棉布,参会人员分别围在会议桌周围。他们是：县委宣传部干事苏鲁发、《贵州日报》社记者刘鹰庆、公社书记何永亮、公社主任张玉瑜，还有区里宣传干事、公社青干、妇干、文书、上山下乡知青吴龙、余玉白、冯胜荣、张连凤（小凤）、文美鲜、、学校老师张强、乐中孝等。会议室两边的长椅上也坐满了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个个脸上洋溢着春天般的光彩。

首先，何永亮书记向大家介绍了参会的领导。省报记者刘鹰庆和苏干事我都熟悉，他俩见我坐在下首分别用手向我打招呼，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予以回敬。

何书记宣布：“今天会议主题是成立文新公社通讯组，下面我宣布会议开始，首先由张副书记宣布公社决定”。

张副书记手持公社文件，站起来宣读道：“经公社党委集体研究决定，成立文新公社通讯组，其组成人员如下：组长向佑贵，副组长黄修奎、吴龙，通讯员有张强、张连凤、冯胜荣、余玉白、文美鲜、乐中孝”。他宣布完毕，会场一片掌声。通讯组成员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可见公社在挑选通讯员时是很认真的，因为在区机关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又爱写作的女生只有张连凤一个。

接着是《贵州日报》记者刘鹰庆、苏干事、区宣传干事讲话。他们从国际国内形势说到新闻报道的重大意义，讲得头头是道，说得在坐的每位同志五体投地，心服口服。但对于通讯员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采访，如何去组稿。当日下午刘记者对大家关心的采访和组稿技术问题，向大家进行了传授。接着何书记又宣布办一份《文新通讯》小报。主编何永亮，副主编黄修奎、吴龙。何书记一锤定音，《文新通讯》小报就办起来了。实际上这张小报编排刻印全由吴龙包了，他会画画，是位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很乐意办好这张报。他上山下乡在牧羊岭，办了《文新通讯》后他就很难能到牧羊岭从事农业生产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根据会议的安排，第二日是采访实践。会议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头下去采访。通讯组九个人，实际能下去采访的只有八个人。向文书事多，是难抽出身的。下乡采访题目自定，目标自找，有的去采访区委书记曹碧云，有的去采访八一大队支书黎克强，有的去良家坝采访，有的到牧羊岭采访，大家忙了半天一夜，次日总算把初稿拿出来了，都送给刘记者评阅修改，发现我们的初稿存在着大量的文辞、语法有技术问题。他针对这些问题，又利用半天时间对我们进行了写作技术了的培训。说来也怪，经他培训后，大家写出来的新闻稿件，不仅比初稿内容充实，言辞精炼，语法讲究，而且感情真挚，质量较高。

这此共撰写稿件十二篇，其中有四个同志写了两篇。我们把这些稿件作为《文新通讯》小报第一期，全由吴龙同志编排刻印，不仅字体流利，而且编排也恰到好处，当中还插了几幅图，与铅印的小报相差无几。看得出不仅吴龙长得潇洒英俊，而且灵活机动，擅写文章绘画，其画是惟妙惟肖。公社把他抽到通讯组来从事专职工作，算是选准了一个最佳角色，何书记不愧是慧眼识人才。

编排刻印，吴龙忙了一整夜，《文新通讯》第一期终于与大家见面了，刘记者和苏干事分别带走了几份，通讯又发到各大队和生产队，上送县区有关领导和部门，还投县广播站、省电台，省报、中央台、《人民日报》。因有刘鹰庆记者的关系，《贵州日报》特别关照，《文新通讯》第一期选登了两篇，以后基本是每期有一篇上报。这极大的鼓舞了文新通讯组的全体同志。根据《贵州日报》社的要求，通讯组每位通讯员为此写了一篇心得体会，寄往《贵州日报》社。

九月下旬的一个艳阳天，我又到公社办事，走进公社的大院子里，只见向文书从厨房打开水回办公室，我主动上前跟他打招呼：“老文书，你早”！

他车身对我说：“已经九点了，哪里还算早。不过修奎，你来得正是时，《贵州日报》社以《贵州日报通讯》，为文新通讯组发了一期专辑”。

“在何处”？

“在办公室的文件柜里”。

我和向文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把水瓶放在办公桌上，自冲了两杯茶，一杯给我，一杯自喝，然后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钥匙，打开文柜，取了一本书给我。

我接书在手，看是《贵州日报通讯》一九七四年第九期,我页页翻看，开篇目是《贵州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篇是文新通讯组的经验介绍，以下就是我等九名通讯员的写作心得，最后是写作知识。这本通讯有一百多页。省报为我们发专辑，这可是文新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很兴奋。兴奋热烈的情绪同决了堤的洪水，浩浩荡荡，哗啦啦地倾洗出来。我说：“这本就给我吧”？

他说：“这书昨日才到，只有十二本，当然公社的业余记者是人手一册的，这本就是你的”。

我说：“谢谢”。

我告别了向文书，拿着第九期《贵州日报通讯》朝区公所走去，刚到邮电所门口，见小凤担着一挑水进了自家的厨房，我跑过去帮她把水倒进水缸里，并对她说：“小凤，你看看，《贵州日报通讯》第九期全是我们通讯组的文章，专辑”。

张连凤今天身着花格衬衫，顾不及擦去脸上的汗珠，满脸堆笑，冷不防夺走我手中的《贵州日报通讯》，她翻了几页，激动得跳了起来，她兴奋道：“没想到成书了，我们的辛劳没有白费”。

我说：“报社寄来了十二本，向文书说咱们人手一本”。

“这本就归我”。

“都到你手了，就算是你的吧，无非是我再跑一趟公社”。

小凤用手绢擦去脸上的汗，把《贵州日报通讯》丢在她家的书桌上，然后恳切地对我说：“修奎，我去做饭，中午饭就在我家吃了，你难得来一趟，看看我的烹调技术如何”？

“玩笔杆子的手难道也会玩厨”。我讥笑道。

“玩笔杆子是满足人们的心味，玩厨是满足人们的口味，难道你不相信我还会玩厨。玩厨是中国女性的基本功夫，但是现在改变了，出名的烹调大师，基本上是男性独霸天下”。

“你小凤说话，总富有哲理性，今天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享受一下你烹调出来的美食”。

她做饭去了，我想去帮忙，她不让，我只好在她家的小客厅里翻阅书报。

小凤家住的是一排老式木房，房间的板壁上都用报纸粘贴得厚厚的，到处收拾得干干净净。

小凤的父母都健在，父亲是文新区卫生院的副院长，母亲是无业市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大弟在县城读书，其他弟妹仍就读于文新学校。她去年底德江中学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插队到八一大队三房寨生产队。小凤曾和我在文新学校读过多年书，一起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她性格像男生，多才多艺，不怕吃苦，我们常深入农村演出。她总拣重活做，我对她的印象极深。

不一会儿，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都回家了，她的饭菜也做好了，一家六七个人围着一张饭桌吃饭，热热闹闹的，因她父母都在，我不敢评判她做的菜好坏，只是用眼神跟她说话：“饭菜太好吃了”。

她的父亲听说我们的文章《贵州日报通讯》发了专辑，兴奋得眼里发光，脸上带笑，便从屋里拿出一瓶酒来，硬要我和他共饮。我说张叔我不会喝酒，他说你们的文章能够上书，端个杯也算数，庆祝嘛，就要有点气氛。

还是小凤为我解了围。她对她父亲说：“爸爸，人家修奎不喝就算了嘛，你何必逼他喝呢，何况我们的文章能够在省报发专辑，还不是托你老人家的福呀”。

张连凤真会说话，她父亲自斟自饮了两杯酒，然后他笑着对我说：“你们年轻人应戒骄戒躁，孙中山先生不是说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更需努力吗”。

我说：“张叔的话，我们会永远铭记”。

午餐后，我告辞了小凤全家，她把我送出区邮电所。在临别时我对她笑道：“玩笔和玩厨两者兼得，而且玩到了一定境界，佩服，佩服”。

“可惜我还没有玩到理想的境界”。

“这一天一定会达到，也一定能达到”。

“那我们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七

社教运动，中山大队大石板生产队已告一段落，公社又把我调整到前进（小溪）大队。十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天上飘着凉丝丝的细雨，我没带雨具，徒步从前进大队回家，没想到在文新区粮管所门前碰着了冯仁炳老师，他见我仍穿着一件越南产的白衬衫（是我大哥当兵期间送我的），已被雨打湿，很关切我，要我跟他到学校换件衣服，我说衣服不换了，我到老师宿舍坐坐。我与他到了学校,他忙从衣柜拿出一件灰色衬衣叫我换上，我说我年轻，年轻人火气重，我身上的衬衫很快会地干的。他说我固执，只好把衬衣放回原处，然后他坐到书桌旁一根椅子上，我则找了根方凳坐下。他好像有话对我说，但欲言又止。我并主动问他：“冯老师您有何事对学生说”？

他犹豫了半天，然后说出我想不到的问题：“修奎，我想加入文新通讯组”。停了片刻后他又说：“我不擅写文章，但我擅长美术。我从师于贵州画家宋呤可先生，你修奎是知道的。你在学校读时，也爱和我谈画学画绘画，基础是有的，只你们遵照毛主[xi]的‘五七’指示，学生以学为主，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校安排你们搞校办企业，弄柴烧石灰，耽误了你们的学习时间，你也就中断了学画的机会。我想怎样，以后你们写文章，我为你们的文章配画，一道寄中央报和省报，图文并茂，两全齐美，你看如何”？

我不理解，但我还是点了头。

说到冯仁炳老师，也够人同情的。他原是县文化馆职工，年轻时拜贵州省知名画家宋呤可先生为师。从师半年，他所绘花鸟颇有宋呤可风味。宋呤可主张过似则媚俗，不似则欺也，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一言道破了绘画的艺术特征与美学的规律。冯老师深领其奥秘，因而所画鱼虾花卉，山川田野，毫无板滞之气，颇有飘逸之风。五年前，正值文化大革命鼎盛时期，因他绘画没有革命意识，还说他脱俗而显得有点孤傲，因正直而蔑视尘俗，因清高而不谙时世，县革命委员会把他从县文化馆贬到了文新学校教书，而且是教低年级的语文和图画。因他是画师，我有意拜为师，后来学校搞校办企业，我们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我就暂时把学绘画搁下了。冯老师是历来不求人的，他今日提出这样的问题，难出所料。但他说了，我得回复他。我诚恳地对他说：“冯老师，我们欢迎您到我们通讯组指导工作，如果您愿意，我去跟何书记说说，他肯定是很高兴的”。

“那就请修奎帮这个忙”。

“老师您这样说我就难受了”。

室外细雨早停，我身上的湿衣早被体温温干，我告别了冯老师回到了家，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我来到何书记办公室，他正在伏案写材料，我向他问了安，他叫我坐在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又亲自倒水给我，然后问我：“修奎，你有事吗”？

我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嘴巴，恭敬地对何书记说：“我是来向书记汇报工作的”。

“工作遇到难题哪”？

“有些难题，比如丈量群众自留地，前进大队到处是石旮旯，根本不好计算，从严了群众意见很大，放宽了又不好掌握，我和该大队支部书记组织各生产队队长开会，意见分歧很大，大多数说最好保留现状，我拿不准，就来找书记，请你书记指示”。

何书记挠了挠头发，若有所思地对我说：“人说小溪是小台湾，看来你也体会到了。因其他大队反映强烈，区里对此也有看法，所以公社就派你去，既然前进大队大小干部都怕得罪人，坚决要保持现状，你修奎就看着办吧，上面追究起来我来负责”。然后他从桌上拿一张《贵州日报》翻看，并对我说：“修奎，报上未见到过你的文章了”。

他这一问，我倒有些为难。只得与他说道：“书记我没选好题材，再加上前进大队的问题比岸山和中山大石板多，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比较突出，干部和群众积极性不高，就连今年的征定购任务只完成百分之六十左右，我和何支书到各队催促，大家才愿意在近一周之内完成任务，你说我哪有时间写文章”。

“这不就是好题材吗”。

“可八一、良家坝在国庆节前已经全面完成任务了，他们已向公社报喜了嘛”。

“前进与这两个大队条件不一样，前进高低海拔地区都有，庄稼成熟比坝上至少相差半个月，我们共[chan*]党人讲究的是实事求是”。

“书记言之有理”。

接着我把冯仁炳老师向我提出的要求向他说了，他喜形于色地说：“好呀，我们文新公社通讯组的人才档次是越来越高了。不过，他真的要参加倒屈辱了他。他是区里学校的老师，能屈驾到我们公社通讯组来，是对我们公社的最大支持。他的名气大，不是画家的画家，与吴龙这个小画家搭配，我们通讯组将是如虎添翼呀，我欢迎他”。

这时，吴龙拖着一双拖鞋来到书记办公室。看得出他和何书记很随便，不然他不敢穿拖鞋进书记办公室的。他听到我们说到冯仁炳老师的事，忙插嘴道：“冯仁炳的名气很大，但我从未见过面，县文化馆有几位我玩得来的朋友常提到他，很可惜，浪费了一个美术人才”。

“有啥可惜，都是时事造成的，比如邹渊，是个政法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本在县法院工作好好的，还不是被贬到文新学校教书来了，他们二人还成了同事”。何书记感叹道。

吴龙见我衣着简单，好像又要忙于其他事，就对何书记说：“书记，修奎工作挺负责的，《文新通讯》大半文章都是他写的”。吴龙又面对我继续说道：“修奎，你这样简装上阵，急着去前进吧，最近有啥大作”？

我说：“我是要到前进去，可你吴龙不要拣好的听，书记刚才还在批评我呢”。

“不会吧”？吴龙有些迟疑。

“不会，你问书记”。

何书记只是看着我俩微笑，没说话。

“那也是何书记采取的激将法”。吴龙笑着对我说。

“不扯这些了，吴龙你最近进过城吗”？我关切地问道。

“就是国庆节那天去过，回来又到牧羊岭蹲过几天，最近要编了一期《文新通讯》，又来公社了”。

“你不是住在公社吗”？

“是呀。牧羊岭我也得去打招呼呀，不然人家会说我不服从贫下中农再教育”。

“你的思想境界高，队里记工分不”？

“我在公社或队里都记工分的，我去跟人家打个招呼也是为人的最起码要求呀”。

“真不能小看你”。

“你是在笑话我了”。

何书记见我俩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个不停，也耐不住了，就打断我俩的对话：“我真羡慕你们年轻人，无忧无虑，一股子虎劲。那个《文新通讯》就是你们年轻人办的，很有水平，也具特色，下面的同志看了评价很高，很鼓舞士气。前段时间，国家山大队的支书看了《文新通讯》后，不泄气，要和其他大队比个高低，现在工作不是上去了。他说那是《文新通讯》逼出来的。这个《文新通讯》不仅对上负责，而且也对下负责，为群众解难题，干部们都拍手称好。半年来，公社各项工作上得快，有一半是《文新通讯》的功劳。

我和吴龙异口同声地吹捧道：“这不就是书记亲自挂帅领导有方的结果嘛”。

向文书有事喊吴龙，他向我和书记说了声：“再见”。就出去了。

吴龙走后，何书记又向我交待了其他一些事，我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看看时间不早，只得向他告辞。

我走出公社，直接到文新学校，见冯仁炳炳老师正伏案为学生批改作业。他见我来，忙去倒水。我说我忙，要急着赶到前进去，并把何书记同意他加入通讯组的意思转告了他。他听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本文已被编辑[ziyan0826]于2006-8-30　11:02:18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