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付家，一个山幽路辟的小村子，只有十七八户人家，一夜之间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修奎的文章上广播了。这是付家有史以来第一人写文章在广播上张扬，村民们互相转告着又互相议论着。

“这小子真不赖，高中毕业回家不到半年就闲不住，文章就满天飞了”。

“你也太夸张了，无非是上广播嘛”。

“你说说，那广播一响，声音就飞出来了，飞到人们的耳朵里，凡能听到的地方都飞去了”。

“你在什么地方听到的”？

“公社呗。今天早晨我去公社办事，那个挂在公社门前梨树上的喇叭正在播送修奎的文章，播音员是个女的，声音很优雅，好像是说我们生产队的事情”。

“什么事呀”。

“一个社员从落后变为先进，事情倒是有的，但我们队没有这个社员的名字”。

“落后变先进，那个队没有这样的人呀，可修奎用的是障眼法，隐去真名，免遭是非。唉，他是在出风头，想出名”。

“你说错了，一个高中毕业生把满腹知识埋在肚子里是个啥滋味，那会生蛆的。人嘛，有才就要用，有劲就要使，好比你一身好力气不去使，闷都要闷昏你。我说呀，修奎是水井坎黄世龙先生转世，世龙先生是谁你们知道不”？

“你怎么扯到作古之人去了。世龙先生不就是清朝末年的举人吗，戴三颗花翎顶子的，还在思南府做过官，修奎的老祖公”。

“知道就行了。修奎够老实厚道的，在队里劳动一直是埋头苦干，不哼不哈，从未落后过我们，晚上还回家写文章，够辛苦的，如果我们队其他几位高中生像他那样就好啰”。

人们的议论声不断传到我的耳朵里，我一笑了之。

在中学时，我就爱写写画画。语文我很崇拜邹渊老师，他指导我写的作文经常被学校作为学生的范文而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睐。画则从师于冯仁炳老师，半路夭折了，一直没有出炉。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就从文新高中毕业了，回乡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劳动节空隙和晚上也爱动笔墨，但绝不是舞文弄墨。写点文学之类的东西，比如杂文、诗歌、通讯报道，以打发时光。因我腹中的中文知识很有限，社会阅历很浅，不是人们议论的世龙先生转世，我就是我，所以写出来的东西其质量难免是低水平的，但要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和写作能力，还得学还得写还得练，除非是断了纸和笔。

生产队有个瘦个子社员姓付，三十七八岁，前妻早死了，续弦娶了个后妻姓冯，生了两个儿子，生活够艰难的，由于生活压力和思想包袱重，过去在队里劳动常偷精躲懒，又爱占生产队便宜，还我行我素，谁也管不住他，让人讨嫌，时间长了，人们就叫他“老油条”，没法治了。一九七二年初，生产队换了队长，是他的堂弟。队长找他谈了两次，希望他支持他的工作。他对他说：“老哥，你够辛苦的，现在群众选我当队长，咱们是同宗兄弟，当队长我没经验，还希望老哥帮助和支持我的工作，队里富了你家里才好过，队里不富裕，大家都受穷，队里这个家，还靠大家来当”。

“兄弟。你用不着说了，请放心，我知道今后该怎么去做。我不承认我是老油条，过去主要是看不惯队里一些事情，加上我家庭状况，原队长又不理解，我只能破罐子甩到底。现在你当队长，只要你一心为群众着想，为队里发展着想，少去参加那些政治运动，我怎么不支持你呢。当农民嘛，就得务本，毛主[xi]不是说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蹐实地，喜气洋洋’嘛，何况咱们是自家兄弟，你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吧”。

从此以后，“老油条”积极起来了，为生产队发展出点子，劳动出满勤，干活卖力气，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社员们都被感动了，再不去讨嫌他。队长也不管公社布置“批林批孔”政治运动，一心带领群众抓生产，队里所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集体生产搞得红红火火，各项工作都在良家坝领先，大队和队里干部都认为“老油条”确实变了，经常鼓励他表扬他。有一天我和“老油条”在一块地里犁田，休息时我俩在一块树荫底下聊天，我有意扯到他，我说“老哥，队长和社员们都喜欢你哩，说你一心为集体，队里有你当参谋，有队长领着大伙干，付家肯定会改变样子的”。

他说：“修奎呀，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你爹是大队长，他也清楚，过去我完全出于无奈。搞集体生产，几千年来第一回，当初是观望，队里搞平均主义，能力强的和能力差的，体壮的和体弱的，老的少的，不分青红皂白报酬都是一个样，只有男的和女的稍有些差别，这种平均主义，能力强的谁愿意为集体多干活。后来我想通了，都是一个队，早不会晚要会，公社不撒集体不垮，现在是以队为核算单位，将来还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那时就更热闹喽。现在我为集体出点力也是应该的。人不能老落后，让世人在背后议论你，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口气，我已快进入不惑之年，不争一口气，再也对不起自己了”。

我和“老油条”的交谈，基本掌握了他的心态，我试探着说：“老哥，你的心思我懂，我想以你为题材，写篇稿子寄出去，让大家重先认识你，因为你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人”。

“我这个人是大老粗，不识文化，你要写，不要把我写得太好了。说实在的我的缺点一大把，说变化也是近年把的事，没有啥好写的，如果你把文章写好寄出去，不要写我真名，写了真名让大家知道了，我的脸不知往何处搁”。

“事实就是事实，难道怕人笑话”。

“还是不写真名为好”。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他的同意下，我就到群众中去收集他的先进事迹材料。

老队长说：“那时生产队关心他不够，使他背上了包袱，但他还是替集体作想的，他还跟我提过几次建议，比如包工包分呀，尊重能人呀，我想他的建议也对，但我没有认真考虑，如果当时采纳，队里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呱呱叫的。他这个人就有些小聪明”。

现任队长说：“写。这也是对他的鞭策和鼓舞。他虽然有点自私心，但他是公大于私呀。人都有自私心，就是看他把公家的事看得重还是把私家的事看得重。现在他把整个精力放到集体事业上，我们不宣传这种先进典型还宣传谁呢”。

“他不是队里的领导，现在只顾大家不顾小家了”。他的老婆如是说。

“他虽然没做出显著成绩，但他的行动确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一个年轻的付姓社员说。

“写是可以写，但要把握尺度，不要一说先进人物，就样样先进”。有人告诫我说。

我把收集到的“情报”通过几个晚上的整理归纳，写了一篇《“老油条”的思想巨变》，初稿出来后我念给“老油条”听，他反而忧郁起来，他对我说：“事实没假，但我没那么好，缺点很多，你应该一分为二”。

“我已经一分为二了，我没写你真名，就怕人家议论，我看把你的名字换成‘良富’行吗”？

“‘良富’，即良家妇女”？

“不，是良家坝付家生产队富裕起来的意思”。

“你真是文化人，两个字就把我的想法概括出来了”。

我认认真真地写了这篇人物通讯稿子，认认真真的修改，然后战战兢兢地从文新邮政所寄到县广播站，没想到县广播站固然采用了，那个女播音员连续播了三天，付家队的部分社员听到了，由此引起了人们一阵议论。

我没有从广播里听到我写的文章，是公社副书记张玉瑜来付家队检查工作时正式告诉我的。我确信了，但他没有夸奖我写的文章。

过两天，我收到县广播站寄来的一个小包裹，我打开一看，里面有《贵州广播通讯》三期，还有一张《稿件采用通知书》和三本稿纸。这时我才相信那篇文章采用是真实的。那个特殊的年代，讲究的是贡献，没有稿费，但我的心仍然是激动得要跳出来。我是第一次投稿被采用，劳动最终有了结果，辛苦没有白费，怎能不叫我激动万分呢。

从县广播站寄来的三本稿纸分析，是叫我多多撰稿投向县广播站，由此也激发我撰稿的积极性。

二

一九七三年初夏，村子里笼罩着薄薄的微雾，太阳大胆地从官山冒了出来，从敖家河吹来一阵暧风，带着潮湿的凉意，那山坡上的树木和我家房前屋后的竹林就窜枝拔节很快的长起来，变得更加葱茏了。桃花开过了，梨花开过了，只有那田埂上棬花还鲜艳夺目。我沐浴在清晨的景致里，来到文新公社文书向佑贵的办公室，向文书穿着一双布鞋从他的寝室走出来，老远就对我说：“修奎，前天县委宣传部发来通知，叫你在六月八号至十二号参加县里通讯员培训会，正式会议三天，你来得正好，算是通知你了”。他边说边来到办公室。

“通知书在哪”？我问。

“是电话通知的”。

“没依据，队长是不批准的，我擅自去参加，队里将对我按旷工处理”。

“公社给你出个依据”。向文书说着从抽屉里扯出一张信纸来铺在办公桌上写道：

付家生产队：

接县委宣传部通知，黄修奎同志于六月八日至十二日

到县城参加全县通讯工作会议，请你队接到通知后，按时通

知他参加会议不误，他参会期间，按正常出工办理。

中共文新公社党委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

他是公社的老文书，四十开外年纪，以文静稳重著世。他陪了几任公社书记，仍然在文书岗位上无怨无悔的工作着。他在三十来岁时，死了老婆。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九日罗家屋基张毓翔参与“县联指”与“工造指”（都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组织）在县城武斗中死去，，留下妻子。一年后经人说谋，向文书续弦娶了张毓翔的老婆。他为人谦逊，大家很敬重他。这时，他将写好的《通知》盖上章，折叠成长方形装进牛皮纸信封里，然后递给我说：“修奎，这下稳靠了吧”。

我感激地说：“谢老文书”。接着我又带着疑问的口气说道：“还不知咱们的队长同意不”？

“下级服从上级，这是规矩，难道你们的队长不听公社的”。他说话态度坚定。然后他变了口气又道：“我相信付登贵不会阻拦你，还会积极支持你去的”。

我相信向文书的话。

当日下午，我拿着《通知》去找队长付登贵，他和会计、妇女主任正在仓房里商量工作。我把《通知》递给了他，因他不识几个字，问我：“修奎，啥事”？

我说：“你看呗”。

付登贵笑道：“我大字不识几个，你不是在打整我呀”。说着把《通知》递给了会计。

会计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笑着对我说：“崽唉，修奎时运要转了，县里通知他去开会”。

付登贵惊喜道：“什么会”？

会计道：“通讯工作会”。

“什么时候”？

“六月八号到十二号”。

“好啊，队上有人到县上开会，也是全队的光荣呀，这件事队里支持”。付登贵高兴的说。

“你真是好队长”。我十分感激道。

“有这种机会，谁当队长都支持，参加会议回来，另加你一天工分，如队里其他人有类似机会，我们一视同仁”。

我告别队长、会计、妇女主任走出了仓库，队长神密兮兮地走出来问我：“修奎，这是不是那篇广播稿起的作用哦”？

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吧”。

六月上中旬，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县城参加了全县通讯工作会，在会议上结识了宣传通讯界的一些仁人志士。

到了县城，招待所报到处的同志把我安排在国营饭店三0六号房间。当时的国营饭店是四层楼，是县城最好的建筑物之一。我请服务员开了门，朝里一看，只见红漆木地板上安放三张木床，雪白的墙壁，雪白的房顶吊着一只电灯泡，绿色的窗帘遮掩着临街的木窗。我走进房间，靠窗两张床上已经有了人，都躺着看书，我主动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他们也一一回敬。

一个骨架坚实的男同志对我说：“你是黄修奎吧，文新公社的。我叫肖维双，大兴公社人”。

我说：“被你说准了，维双同志，认识你很高兴”。我走到床边与他握手。

“我那里是同志哟，我们三个都是农民，来自农村第一线”。肖维双解释道。

靠窗左侧床上的人从床上爬起来，只见他英姿健美但有些倦容出现，他上前握着我的手说：“修奎，有幸认识你我们也高兴，我叫毛洪成，龙桥公社的。我在宣传部有个文件通知书上看到了你的名字，我们都是农村知青，这次会议‘农’字号的只有我们三人，没想到他们把我们安排在同一房间，那些国家干部还是怕我们这身泥臭味，我们三人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吧”。

“是呀，我认识你也很高兴，今后望得到你二位的帮助”。我谦恭地说，并把随身携带的军用挎包丢在靠门边的床上。

“实际上这次通讯员培训会虽然只有三天时间，时间短，可我们在同一个培训班听课，咱们也算是同学了，用不着谦虚”。肖维双说。

毛洪成疲倦极了，又躺在床上，他对我和肖维双说：“我家住在乌江边，进城有六十多里路，不通公路，今晨四点钟从家出发，都是羊肠小道，走了近十个小时，腿肚子都走酸了，眼皮似千斤重，太困了，你们二位聊，我躺会”。

我问：“难道你不吃晚饭了”？

他说：“我从宣传部出来在坨街吃了两盘炒粉，肚皮不饿，睡觉比吃饭香”。

肖维双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到时我们叫你吃饭”。

“千万不要打扰我，明天早上再叫我吧”。毛洪成说着，和衣躺在床上，侧身头枕着胳膊，“呼呼”地睡着了。

我和肖维双只好走出房间，来到街上散步。

县城的街道，从坨街到县邮电局是最繁华的地段，两边有县供销社、百货公司、纺织品公司、糖烟酒公司、国营饭店、纺织厂、三八饭店、国营照相馆、电影院，行人熙来攘去。街上的货车，拖拉机，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剌耳的噪音。其他街道如红旗街、反帝街、东风街、永红街、光明街的街面都很窄，两旁的木房一栋贴着一栋，整齐的向左右延伸，形成了人们赶集的街道。这些街道平时冷冷清清，除街民以外，很少有人走动，如逢五天一场赶集，那街道顿时又拥挤不堪。

我和肖维双边走边聊着。

他说：“我公社在德铜公路边上，过去叫铺子湾，公社化后人们的思想极为保守，以物易物，集体后害怕自己吃亏，影响了社会进步，我写文章揭露了这种思想，公社党委很重视，但仍象县城街道这样，没有多大改观。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倒是越割越凶，群众的抵阻情绪相当大。后来我不写这类文章了，凑合着搞‘豆腐干’，也就是新闻报道，投了几篇到中央报，贵州报，都是石沉大海”。

我说：“我佩服你的才干，而我理论功底差，大块文章暂不适合我这种人，理论政策方面自己又掌握不准，时事变化难以预料，不两天又来一场政治运动，引火烧身不好。我的水平只能搞‘豆腐干’，实事求是。我还没有你那种使人羡慕的勇气，投大报，主要怕人讥笑，我得向你学习”。

“你莫要过谦了，其实做任何事都是一样，闯过去了，天地自然宽”。

“谢谢你的鼓励”。

第二日早点后，我和肖维双、毛洪成来到培训地点—县文化馆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原是县文工团排练节目的地方，临街面的落地窗挂着红绸窗帘，掀开窗帘，“德江汽车站”五个红色大字耀人眼目，常有旅客班车出入。文化馆会议室的桌椅据说是从县招待所借来的，安了五排。来这里学习的有四十多人，除我三人是农民外，其余都是单位的秘书或企业单位的写作爱好者。

凡培训会议都要举行开幕式和闭幕式，这是规矩，改不掉的。领导讲话，学员表态，会议要求，那一项都少不了，然后才是进入正式培训。

第一个为我们讲课的是《贵州日报》社群工部部长王正生同志，他大约四十来岁，穿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身材伟岸，风度翩翩。他是省报精力充沛创作旺盛的高产记者。他面带微笑地走向讲台，迎来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他开篇就向大家介绍什么是新闻。他说：“报社、电台、通讯社等机构对当前政治事件或社会事件所作的报道就叫新闻。新闻要求迅速及时，真实，言简意赅，以事实说话。形式有消息、通讯、特写、记者通信、调查报告、新闻图片等”。接着，他又讲了新闻的写作知识。他在讲授中列举了几篇名作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他说这些名作是学习新闻写作的典范文章。他的话语热情、生动、流利，使我们受益非浅。

第二个为我们讲课的是《贵州日报》社的年轻记者刘鹰庆，他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仪表端庄，举止文雅，穿一件浅蓝色的中山装，头戴鸭舌帽，很象工人子弟但又不是，他是记者，很有名气和发展前程的年轻记者。他主讲了通讯写作的方法，他说：“通讯是一种比消息祥细和生动地报道客观事物或典型人物的新闻载体，可以用叙述、描写、议论等多种方法写人纪事，通常是用评价人物、事件、推广工作经验，介绍地方风貌等”。然后他又讲授了写作的语法知识。刘记者是认真准备讲稿的，证明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和认真负责，同时他还简要地讲解了采访、组稿、写稿、定稿、投稿等有关方面的技术问题。他后来成为《贵州日报》的大记者和全国知名的记者，与他自身素质有关。

第三个为我们讲课的是县广播站女采编耿仙都同志，刚分来县广播站的女大学生，重庆人，年龄在二十四五岁，身着一身米灰色的女式套装，容貌美丽，端庄大方。她是次日下午给我们讲课的。她站在讲台上，脸上总挂着真挚的微笑，炫耀着青春般的光彩和活力。由于她楚楚动人，人们不仅注意她的讲课，更注意到她的身段线条美貌上去了。因为她是教员，大家仍十分敬重她。

第三天下午，耿采编把我叫到文化馆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沙发上坐着一位面带慈容的老干部，他身着一套灰的卡干部服，体健结实，约四十二三岁。耿采编向我介绍道：“这是县委宣传部干事苏同志，是他叫我请你的”。

苏干事从沙发上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叫苏鲁发，在宣传部工作。修奎同志，你先坐”。他把我拉到沙发上与他同坐，耿采编则坐在办公桌旁的一张木椅上。然后他又说：“你那篇《‘老油条’的思想巨变》的人物通讯，小耿推荐我看了，很有水平。一般人物通讯不好写，你能写出那个样子，很不错了”。

面对苏干事和采编，我的神态腼腆，不知如何回敬，没加思索胡乱说道：“苏同志、耿同志，那篇文章还有不少技术上的问题，还是请你们斧正一下最好”。

“我们不讨论那篇文章了，我看你很有发展潜力，县广播站准备聘请你为业余通讯员,也就是业余记者。至于怎么写文章，因你有基础，只要肯学习，多练，一定会有更大提高，斧正不斧正还得靠自己，经几天培训，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收获不小。今后我县宣传战线就靠你们这些骨干了”。苏部长有一种识才爱才求才若渴的愿望，他的话使我感到朴实和真切。

耿采编接过苏干事的话，温和地对我说：“修奎的文化功底还不错，我向宣传部推荐你作为我县第一个农民通讯员，也就是业余记者，希望你多与我们联系，多投稿，不仅向县广播站投，还可以向省电台、省报、中央台《人民日报》投，如果说有什么时候难处，可找苏干事，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领导和采编亲自做我的工作，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内心真有说不出的感激。我站起来向苏干事和耿采编拱手道：“苏同志耿同志瞧得起我这个泥腿子，决不辜负厚望”。

在当日下午四点钟培训班的闭幕会上，县委副书记于诗堂为我等十五名参加培训人员颁发了《德江县业余通讯员证书》，而肖维双和毛洪成没有证书，我看到他们神色自如，让我感慨万端。

《德江县业余通讯员证书》虽然是简装，没有汤金，但我接在手中总觉得是沉甸甸的。

三

培训会后我回到公社，只见公社书记何永亮穿一身蓝制服，背着一个军用挎包从牧羊岭回到他的办公室，我也一步迈了进去，想跟他汇报县通讯员会议的情况，我还未张口，他首先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修奎，这几天你去城里开会，公社党委也开了一个会，决定你担任良家坝大队会计”。

“我的运气真好，才在县城开会三五天，领导就器重我了”。我半开玩笑地说。因何书记和我父亲很有交情，所以我在他的面前说话比较随便。

他把办公室桌上的的报纸整理好，然后给我泡了一杯茶递给我，他坐到办公桌椅上对我说：“你们大队的帐群众有些反映，我和刘治周支书谈过，他说目前的没有合适人选来搞会计，只是冯仁华在兼职。我说黄修奎不是高中毕业了吗，能否叫他出任大队会计？他说请公社定他吧”。

我说：“这还不是你书记的安排”。

他说：“堂堂一位公社书记，安排一个大队会计还不行啰，更何况是前天公社党委开会集体决定的”。

“那我就谢书记了。不过我想问书记，以后我在什么时候地方工作呀”？

“当然是在良家坝大队啰，但不能脱离付家生产队，不能脱离劳动，你不但是大队干部，而且还是付家生产队的一名社员”。

“生产队的工分怎么记”？

“其他大队干部怎么记你就怎么记”。

我再次感谢公社领导对我的重用和信任。

接着，我简要地向何书记汇报了县里培训班的情况，他听后很风趣地对我说：“哟嗬，才几天功夫，你修奎更是双喜临门，大队会计，业余记者”。

我不耐烦的说：“可惜都是业余的”。

“这话怎讲”？何书记说。

“业余跟大队作帐，帐作完了还得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业余当记者，偷闲写文章，要不生产队按旷工论处。现在是工分吃饭，队里出勤一天，按出勤记工分。没出勤算旷工。我只是业余的，业余做事是不记报酬的”。

“你提的问题好，我跟你开绿灯，凭你那个业余记者证，你要到本公社什么地方采访就到什么地方采访，没人敢为难你。付家生产队，是付登贵当队长吧，我跟他打个招呼，只要对全公社有利，都希望他全力支持，照记你的工分”。

“谢书记了”。

“谢什么呀，公社的革命和生产还得靠你们这样一些文人去宣传呢，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靠你们去鼓动呢”。何书记把宣传工作看得很重，这不但可以宣传群众，而且可以宣传文新，让外界了解文新，认识文新，同时也宣传了书记，宣传了他的政绩。凡是为官的，谁不希望有人在他的脸上贴金呢，头上有了光环，必定光彩照人。何书记从政多年，在公社这个位置上干了十几年，一直脚踏实地为民办事，默默地无闻地在农村最基层工作，仍然是一个行政十九级干部。他想提拔，没门。上级领导不熟悉你或其他孝敬没到位，怎么办？现在他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还想作最后冲剌，他要有人宣传公社，宣传他。他从骨子里是关心重视宣传工作的。他不但支持我为其开绿灯，而且还有更大想法想实现。他说：‘修奎，你今天给我一个启示，为了通讯报道工作在我公社开展起来，我想在公社成立个组织，组织名称就叫‘文新公社通讯组’，你修奎牵头，组织七八个人，当然我得挂帅，你看如何”？

我兴奋道：“这样好呀，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何书记了，但不知这个通讯组何时能建立起来”？

“我想把这个想法在下次公社党委会上提出来，由集体来作决定，我相信党委会是会通过的，然后向县委宣传部请示，我看不足半年一定会实现”。他坚定的说。

我佩服何书记的能干。

我兴高采烈地回到付家生产队。吃过晚饭后，我就跑到队长付登贵家，准备简要地向他汇报县里的学习情况。我刚开口他就打断我的话说：“修奎，你不要向我汇报了，汇报我也不懂，我倒要告诉你一件好事”。

我猜他要说什么，我接过他的话说：“这好事无非是大队会计吧”？

他说：“你已经知道了”？

我说：“是何永亮书记告诉我的”。

“你现在是大队干部了，以后得多关照付家生产队”。

我说：“在没有正式接到通知之前，我还属于你管。就是我当了大队会计，我仍属于付家生产队”。

队长“嘿嘿”地笑道：“照你这样说来，你还好像是付家生产队会计。有文化的人说话就是谦逊”。他手里拿着烟斗，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刘治周支书今天跟我说了，你回家后立即到大队部报到。我看现在晚了，明早去吧”。

当晚我在队长家吹了几曲唢呐调，寒喧到半夜，要求他日后支持我的工作，好像我支持他工作一样。他满心欢喜，认为我靠得住。

第二日早上九点钟左右，我匆匆来到大队部。

大队部由于没有专门用房，基本上就把刘治周家的满楼屋作为了大队部的办公室，一般大队部几位干部开会就在他家，扩大到生产队长开会才改在秋会庙内。我推开刘支书家的厢房门，原来厢房也是灶房，灶锅里正煮着饭，一股热气弥漫在灶房里，做饭的人可能弄菜去了，我直接走进铺有木楼板的满楼屋。支书正和大队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商量事情呢。他们见我进屋，纷纷站起来为我让坐。我示意他们坐下，我并从堂屋提了根独凳进屋，坐在民兵连长旁边。我坐好后，刘支书对我说：“事情你可能知道了，你现在是大队会计，刚才大家议论了一下，想叫你去闹水岩二级渠道负责安装导洪管工程的后勤，你爹去年辞职大队长，在闹水岩渠道负责管护，你去后还会得到你爹的帮助，你看如何”？刘治周虽说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只见他的脑门、肩膀、胸脯、手掌，样样显得有些宽，但要注意他那双炯炯的摄入魂魄的眼睛，聪明人一定会看出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当了多年支书，在良家坝他的权力是至高无尚的，连公社书记都得让他三分，他说话谁个不听。我刚到大队部，还未来得及掌握大队情况，他就把我的工作安排好了，但不是从事会计工作，而是去导洪管工程负责后勤服务。初来乍到，翅膀不硬，只得服从。

我说：“支书的安排，我没意见，而且一定做好”。

他说：“大队帐目的交接问题，过一段再说，你现在主要把今后工作的帐目做好”。

我点点头。

我知道良家坝以前的帐目虽说有兼职会计负责，实际上是刘治周在全权掌管。所以干部和群众都有意见，公社有想法，领导班子内部敢怒而不敢言。公社叫我搞大队会计起码做了大量工作才作出决定的。如果说现在就接管兼职会计或刘支书手中的帐，没有上面派人监交我是不会接的，必竟是帐目，马虎不得，刘支书已经说明了，我还巴不得这样做呢。

当然他们对我去城里学习什么的并不关心，那几天我还不是大队干部，他们不问，我也不说，他们只是希望我今后做好大队的帐，不要像以前那样混乱，他们也希望上级能派人来把以前的帐目搞清楚。

我来到导洪管安装工地，和各生产队抽出来的民工们一道参加劳动，经管着工程帐目。有了这个机遇，使我全面了解了闹水岩水渠工程的修建情况，为我写好下一篇通讯打好了基础。

四

一九七三年七月的一天中午，阳光垂直地照着大地,敖家河那泛着涟漪的碧澄的水面闪着鲤鱼般的光彩,水气随着微风飘到了导洪管安装工地民兵们的身上,令人舒服，惬意。

这时从斜坡里走出一个人来，众人一看，见是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公社革委会主任张玉瑜，他个头矮小，三十七八岁，常穿一件草绿色的军用制服，看上去精神抖擞。在行政上（政府内）他是公社一把手，但那时党领导一切，党政没有分家，什么事都是书记说了算，他倒有些轻松。他来到施工地，检查了工程质量，然后他对大家说：“你们这里出了一个大文人呢”。

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一齐把眼光投向我。其中一个人道：“这里绝大多数是大老粗，喝过墨水的只有二三个人，但文化水平不高，小学都没有毕业，要讲喝墨水最多的就只有修奎了，高中毕业生，才当大队会计，书记你说这个大文人是不是他呀”？

张副书记肯定了他的推测。他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闹水岩渠道和歌颂你们的文章，叫做《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被《贵州日报》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了，县委宣传部通知我们公社在七月十八日上午七点半，组织干部群众收听省电台广播”。

“啧、啧、啧，真是了不得，才上工地几天，就把文章写出来了，不愧是高中生，大文人”。一个民工说，倒叫我不好意思。

然后张书记走进我，拉着手对我说：“修奎你不简单，大作上了电台报纸，比县广播站升了几级，何书记跟我说了，叫你十八日七点钟前赶到公社，与大家一起收听你的文章”。

“能否找部收音机来工地收听，让大家也跟我一样高兴”？我问张副书记。

他说：“公社只有一部红灯牌收音机，你们到何处借，还是到公社去吧”。他边说边走，朝县城那个方向去了。

七月十八日白天来得早，五点半天就亮了。我的文章要上省报要在省电台播放，心情有些激动而又不平静。我家也没有收音机，工程队也没有收音机，我只得按张副书记的吩咐，七点钟前赶到公社。

公社向文书早起了床，他把我带到了办公室，办公桌上一只红灯牌收音机正播放革命歌曲。不一会，办公室走进来七八个人，大家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这时，外面突然下着雨，像是在窗外挂了一层帘子，但丝豪没有影响我们收听收音机的情绪。

七点半，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浑厚的普通话，播送了我那篇《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通讯稿，大约有十三四分钟。我不觉又惊又喜。所惊者，我的文章固然能上省报省台，怕污人耳目。所喜者，我几个夜晚挑灯苦熬的辛勤劳动得到了肯定。但在坐的听众却夸奖道：“修奎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敢与班固相比了，无意中你也成为文新一大才子”。

我很感激大家，我说：“你们太抬高我了，我怎敢和班固比呀，他是东汉大文学家，史学家，就是现代中国的大文人也没有几个赶上他的”。

向文书拉着我的手说：“修奎，班固咱们不认识，可你的文章却高度褒扬了文新人民为彻底改变家乡面貌，与天斗，与地斗，与大自然斗的大无畏精神，实现了有史以来的梦想，修通了闹水岩二级渠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大家说你是文新的才子不假”。

我激动，我腼腆。

向文书又说：“何书记和张书记都到牧羊岭去了，他们有话转告你，希望你今后多撰稿，多投稿，有困难找公社，只要是宣传工作上的事，公社都要为你解决”。

“多谢领导的关照”。我说。

七月二十日，《贵州日报》第二版登载了经过修改过的《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这篇通讯。我的文章第一次见报，区、公社的领导和群众相互传看着，他们一次次夸奖，一次次鼓励，增强了我做好业余记者的信心。

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去公社办事，区邮电所的邮递员在公社门口递给我一个大信封和一个包裹，我当场打开一看，大信封是省电台寄来的，里面装的是《稿件采用通知书》和《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通讯员证书》。包裹则是《贵州日报》社群工部寄来的，里面包有三件东西，即《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稿件采用通知书》、《贵州日报通讯员证书》。我把看过的东西重新装好，心情愉快地朝何书记家走去。

何书记家就住在公社办公室的后面，与办公室只是一壁之隔。我走进了他家的会客室，只见他的夫人即公社妇联主任朱永琳从里屋走出来，她留着上海头，面庞秀丽，她虽然是三个子女的母亲，但仍显得年轻。她本是山东人，用一口标准的山东话对我说：“修奎，书记常念到你，像你这样能写文章的年轻人并不多。哦，你坐在靠板壁那张藤沙发上，我跟你泡茶来。他到区里去了，很快就要回来”。

我说：“朱主任，倒水我自己来，我很少来你家，今日空着手，不好意思来打扰你们”。

她说：“修奎，你说这话不中听，君子之交淡如水，更何况你父亲和书记的关系又是那么密切，你父亲去闹水岩渠道负责，还是我家老何点的头呢。你父亲热爱公益事业，又敢于负责，当领导的就喜欢这种干部”。

我感激道：“谢何书记和主任对我父亲的关心”。

朱主任泡了一杯茶递给我，我接在手中，坐到藤沙发上，她又问我：“修奎，你抽烟吗？老何抽的是草烟，劲头大着呢”。

我说：“谢主任，我不会抽烟”。

她笑道：“这德性好”。

这时，何书记面带笑容地走进了他家的会客室。我立刻从藤沙发上站起来向他问好，他示意我坐下，并问：“修奎，你几时到的”？

“刚到”。

“有何事找到我家来”？

“主要是来看看书记和主任”。

他见室内茶几上放着一个大信封和一个包裹，又问我：“信封和包裹是你的”？

“是的。是省报社和省电台寄来的”。

“能否给我看看”？

我把信封和包裹递给了他。他打开看后高兴地对我说：“修奎，你小子这下名气可大了，省台省报记者”。

我说：“可惜仍是业余的”。

何书记开玩笑地对我说：“现在是业余的，将来不就是正式的”。

“恐怕要等到猴年马月。不管怎么说，我还得感谢书记的鼓励”。

何书记留我吃晚饭，我说你家没有开伙就用不着了，他生气道：“我家没有开伙，难道公社食堂也没有开伙吗？我们公社所有干部都在食堂吃，我家也不例外”。然后他缓了一口气又说：“你就体会一下公社食堂的生活吧”。说着从荷包里掏出一张餐票给我，我遵照他的要求在公社食堂用了餐。

晚饭后，我带着信封和包裹来到文新学校张强寝室。他见我到来十分高兴。他说：“好久未见腹友来，怪想你的，不知近段在忙些啥”？张强是我初高中同学，一米七以上个头，看上去潇洒倜傥。因他和我的爱好兴趣相投，自然成了挚友。他高中毕业后，被留在文新学校教书。我和他是常来常往的，只要一日不见就好像事隔三秋。我还未来得及回话，他又问：“吃晚饭没有”？

我说：“晚饭已经在文新公社食堂吃过了。近段我还在导洪管安装工地，也怪忙的，今日下午我到公社办事，何书记留我吃饭，饭后特意来看老同学”。

他见我带着邮件包裹，又问我：“邮件装的是啥东西”？

我说：“稿件采用通知书，还有就是《毛泽东选集》、省报省台业余通讯员证书”。

他听后激动道：“祝贺老同学，你能成为省报省台业余通讯员也是我这个挚友的荣耀，我相信你不仅在文新区范围内红起来，而且会在全县红起来。不过时势难料呀，一定要戒骄戒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然后他去倒了杯开水给我，又说：“是上个星期吧，小凤听了你那篇广播稿后，也一股劲的夸你，她叫我转告她的祝贺”。

我感激同学和朋友们的鞭策，感谢他们的鼓励，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忠告。我对他说：“有同学和朋友做我的后盾，我会把握自己，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待续)

本文已被编辑[ziyan0826]于2006-8-30　11:01:43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