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妹在日本攻读硕士学位，一去两年时间了，读的什么专业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的日语说得很好，出国前已在一家大学做日语讲师了。说真的，她出国留学，很多人是不理解的，都已到了不惑的年龄，听说还要读一年半的时间。也怪大家看不懂，等她学成回国，按现在中国的现状，也就该下岗了。不过大妹的个性就这样，自己认准的事情，那是非干到底不可，用中国话说，是一条路走到黑。

人各有志，人人都得面对社会，所以对大妹的举动，我到觉得没什么不对。前几日大妹回国了，我去机场接她，在车上她才告诉我自己学的是研究贫困的专业。当时我很不理解，去日本学什么不行，怎么学这个专业？研究贫困还须到日本去？硕大的中国，就是自己的家乡，随处选个贫困的点，也够她研究一辈子的了。

要不是几年没见，我会发表一通看法的。大概大妹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对我说：“这次回来我还有个任务，得去农村搞调查，你得帮我选一个最贫穷的村，几户最贫困的农家。我要写毕业论文。”

“怎么，日本就没有贫困呀？干嘛要在家乡找呢。”说实在的，也许我觉得大妹此举有些太伤感情，虽说家乡的贫困让人看去有些寒心，可把它用日文写出来，我这心里总不是个滋味：“不写不行吗？”

“不行，我已报了选题，不能变的。”大妹看起来很坚决，没有回旋的余地。

我知道这就是一种学术研究，与政治感情无关，只是在中国长久了，传统的文化烙印太深，总觉得家丑不该外扬。当然了，虽说心有不快，但还是答应了大妹。

选了个周末，虽是初秋，但太阳还是有那么几分毒辣。早上我们特意吃了家乡的羊肉泡馍，买了几瓶矿泉水，由我驾车直奔乡下。

这些年家乡变化不小，县乡间都铺了柏油马路，小车跑起来省气力多了。不过村道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凹凸不平的土路，让雨水一浇，我那可怜的桑塔纳真是受尽了折磨，不足五公里的路，跑了有四十分钟。

总算找到了一个村子，我和大妹随便走进一家农户。院子很大，看去有半亩大，院子中央有两位中年男女正在忙着做农活，看得出他们是夫妇。

在县上工作好多年了，凭直觉，这是一户特困人家。我们说明来意，主人很是热情，女主人还为我们端来了山里刚熟的核桃。这时我才发现，他们两口都患有地方病，大骨节病。在这一带，这种病很普遍，老父亲六十年代未七十年代初曾在县防疫站工作，一直致力于对这种地方病的防治。看来老父亲的心血没有少费，但现实仍就是现实。

“你们几口人呀？”到了农村，大妹这个从日本国回来的人，可不象当年日本鬼子进村的样子，看去到有几分不大自然，所以只有我唱主角了。

“四口人。”男主人说：“两个儿子，都上学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为什么呢？”看来我是问的多余了。

“穷嘛，没钱。我们村一百户人，不上学的孩子多啦!几乎两家就有一个。不上学算什么，希松平常一件事。我们每年口粮都不够，吃不饱肚皮，还上什么学呢。”

“你们家有多少地？”我问。

“十三四亩地，可亩产量只有十八九公斤。”

“产量怎么这样低？”别说我一直在县上工作，但亩产这么一点，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袋化肥一百多块钱，哪有钱买呀，地里没肥料，庄稼不长呀!”

“你们一家一年能收入多少钱？”

“一千元不到。”男主人有几分悲伤地说：“什么都不能做，现在连电也没有拉上，大儿子外出打工，好几年了，一分钱没见挣回来，连人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没办法，有时真的都活不下去了。”男主人几乎是在哀呜，我发现女主人在一旁抽泣着。

“那就没有救济？”

“有，去年给了九百八十元，今年没有了。”

“那你们没有想着做点什么？”我看了一眼大妹，她在向我示意该打住了。

“能做什么？有什么可做呀？”男主人近乎是在绝望中说这一句话的。

我没有再发问，他们也没有再叙说，大概这样的场面他们见多了，知道说了也白说。

走在回城的路上，大妹终于说话了：“这都多少年了，怎么还有这么贫困的人？你们这些年都干什么啦？！”

是啊!大妹问的没错，我们都干什么了呢？我把车放得很快，原不指望大脑会有什么思维，可颠簸的车子把我的心智完全搞乱了。

“贫穷……”我不知道怎么说：“中国的贫穷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不要写论文吗？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应该从中国的市场经济入手，考察法制和社会保障，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产生的根源，这样也许你会有收获的。”

“我试试吧。”大姝看样子明白了几分，似乎又有几分不明白，因为她在日本看到的贫困和在故乡感受到的贫困不一样。

是不一样!一种是相对，一种是绝对。

相对产生的是动力，绝对诠释的恐怕只有真理了。

真理是什么？真理难道就是心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