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坛上，郭沫若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在文学上，史学上，考古学上，都有一定成就，但其人格却为人所不齿。他曾经占据着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这样的高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小人得势的传统使然。自古却有很多文人正是凭着其人格的卑劣而身居高位，像唐代的宋之问，宋代的沈括，也是卑鄙小人，郭沫若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郭生于四川乐山一仕宦之家，清末东渡日本留学，与郁达夫，成仿吾是同学，二十年代初回国后先是追随蒋介石集团，后又加入中国共[chan*]党，十年内战时期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再次回国，此后才紧密追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毛当然没有亏待这个善于讨好的御用文人，给了他一顶不小的乌纱帽。文革中，郭施展其“变脸”的功夫，“风雨未来先下跪”，如此机灵使他在文革中避免了一系列灾难。其一生的拙劣表演无不昭示着这个跳梁小丑是如何趋炎附势，不知廉耻地爬上了眩目的高位，并赢得了本不该属于他的荣誉。

1922年郭回国同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创造社，这个时期应该说，他在文学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女神》，这些诗在风格上，思想艺术上都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无疑是一面鲜红的旗帜，一声嘹亮的号角，他因此成了青年学生的偶像。

但郭沫若不仅仅是个诗人，他更是一个狂热的政治投机分子。大革命爆发了，面对风云激荡的国内政局，他表现出摇摆不定的小丑行为。所谓：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1926年，他亲自参加国家主义团体，与国民党由派发生过激烈论战，但他很快又加入国民党，后来他曾两次要求加入共[chan*]党，1927年真的被批准后，不到半年，他又宣布脱党了，而且在日本流亡期间，他几乎从未发表过政治性的言论声援共[chan*]党。

从他的这些表现，其猥琐心理可见一斑，他为什么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呢？因为他做人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与国民党右派的论战，表示他“亲共”的立场，为他以后的投机钻营打下基础。因他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1927年他看出蒋介石的政治野心很大，欲对共[chan*]党人下毒手，因此宣布“脱党”无疑是金蝉脱壳的妙计，此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捕杀共[chan*]党员，蒋介石对共[chan*]党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即使在日本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因此，这时候他如果声援共[chan*]党，势必会对他自己不利。他就是这样一个趋炎附势的缩头乌龟，为了保全自己，他宁愿出卖自己的人格。

他不仅出卖人格，而且出卖朋友。1927年11月，他与郁达夫复办《创造周报》，并邀请鲁迅出任主编，鲁迅欣然同意，但到了1928年1月，他又在《文化批判》《太阳月刊》上撰文攻击鲁迅和郁达夫，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因创造社实际上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因此他“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如阿英（钱杏春）等也纷纷撰文批判鲁迅。1928年2月27日他逃亡日本，但他并没有忘记攻击鲁迅，他一面借外国媒体非议鲁迅，一面用假名撰文对鲁迅大肆诬蔑，1928年6月11日写就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其中诬蔑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腐朽专制的法西斯帝，可见其用心何其恶毒。

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两个：第一，打击鲁迅在文坛上的声望，以便凸显他在文坛上的地位。第二，向共[chan*]党靠拢，在思想上“入党”，因为后期创造社已经蜕变成了共[chan*]党的组织，已经泛政治化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是执行党的决议，他“激进”的姿态更能表现他的“忠心”。

郁达夫看清了这个卑鄙小人的嘴脸，同年愤然退出创造社，而鲁迅则以教育，帮助的态度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论战。郁达夫曾赠鲁迅诗一首曰：醉眼朦胧上酒楼，呐喊彷徨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郭沫若为首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就是“群氓”，但郭沫若的性质比其他人更严重，可以说，在这场论战中，郭是主唱，其他人是帮腔，郭是故意，其他人是幼稚冲动。郁达夫的话不幸言中了，时至今日，郭已经慢慢被人遗忘了，他的文集堆在小地摊上，积上了厚厚的灰尘，无人问津，而《鲁迅全集》却一版再版，尽管价格昂贵，但仍供不应求。

郭在个人生活方面极其糜烂，可以说是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受他诱骗失身然后被抛弃的女子不计其数。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与日本少女佐藤富子（安娜）相恋结合，生有四男一女，1937年郭抛下妻儿孤身返国，当时他最大的儿子十八岁，小的六七岁，此后，他再也没有写过一封信，寄过一文钱去日本问候他的妻子，抚养他的儿女。他的家人在日本孤苦伶仃，受尽屈辱，他却在又在国内娶妻生子，并加官进爵，享尽荣华富贵。好像安娜已经完全和他没关系了一样，其实两人并没有离婚。可以说郭完全是一个冷血动物，毫无一点人性，连他的亲生儿子郭博都说：对于家庭，郭沫若是个罪人。

1934年，郭与《大公报》驻东京记者于立忱相恋，不久，两人发生关系，1937年于立忱在上海忽然自杀，人们开始以为她是因为参加东京游行示威，高喊反日口号，被日方驱逐，回国后又受到《大公报》主编张季鸾的纠缠，无法摆脱，加之身患重病，绝望之余，寻了短见。后据女作家谢冰莹的讲述，人们才了解了真相，原来郭开始追求于立忱时，于立忱知道他是有妇之夫，对他存有戒心，郭便说他和安娜之间根本没有感情可言，于就相信了他的花言巧语，委身于他。自从她怀孕之后，郭的态度忽然改变，当即要她把孩子打掉，从此对于立忱不理不睬。于立忱做完流产手术就羞愤自杀了。

除安娜和于立忱之外，郭还有婚外情人三五个，即安琳，黄慕兰等，他甚至和妓女数人滥交，染上了性病，并殃及安娜，于立忱死后，郭又和于立忱的胞姐于立群结婚，于立群的六个子女：儿子——汉英、世英、民英，女儿——庶英、平英，最小的一个儿子名不见经传。其中三儿子民英在“文革”中自杀，二儿子世英于1968年在北京农业大学被殴打致死。1968年二儿子世英被北京农大的歹徒关押的时候，他不敢过问，见到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他竟成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实在可笑，可叹。

建国后，郭已经完全成为了毛泽东个人的传声筒和御用文人，他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迎合毛的爱好。有一次，他陪同毛一起乘飞机去视察，在飞机上，当时太阳光正好照进机舱，他顿时诗兴大发，当即朗诵道：机舱内外顿时有两个太阳……这难道还不肉麻吗？可怜毛泽东一世英明，晚年竟被这样的佞臣所蒙蔽。他知道毛向来抑杜扬李，于是写论文极力贬低杜甫，根据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得出贫苦儿童拾一点吹散的茅草，杜甫竟然暴跳如雷，由此看来，杜甫必为大地主。在那个时代，越是荒谬的东西，越能成为“真理”，越是卑劣，越能保护自己，打击对手。

1967年，他看到江青的权势上升，就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你使中国舞台上充满了工农兵的形象……由于他及时献媚，当江青一伙倒行逆施之时，老舍自杀了，傅雷自杀了，吴晗被折磨死了，无数作家受到批判，只有他安然无恙。文革结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马上又作词一首：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更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殊不知，当年吹捧江青是“则天武后”正是他自己，变得如此之迅速，着实令人惊叹，变色龙的生存哲学就是随环境改变肤色，这样他就不会被天敌伤害。如果按动物的标准来讲，郭的生存能力可谓超强，可我们是人，人就有人格，人就有礼义廉耻，人就有一定的原则，在那个时代，是人就应该为某种信念而活着，也不惜为了某种信念去死，可他没有，他不佩做“人”。

在文革这样的暴风骤雨中，如果作为普通的个人，或许可以明哲保身，只要不牵连别人，只要自己的良心过得去，照样可以吟诗作赋，但郭不是普通人，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应该代表人民的呼声，他应该为国家负责任。他是著名学者，诗人，他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审视这场全民族的灾难，他应该挺身而出，制止狂热的洪流，最起码，他不能为虎作伥。这一切，他都没有做到。

文革结束，他一生的拙劣表演也快结束了，他这样的人如果活到八十年代，岂不遭万人唾骂？我想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定然是无比凄凉，他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王府大院里，他的儿女，死的死，失散的失散，没有一个在他身边，他也终于体会到树倒猢狲散的味道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行将就木的时候总结他的一生说：我这个人人格坏透了，我不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有所忏悔的话，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希望上帝在天堂里宽恕他的灵魂吧。

郭沫若的一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文人，必须把为人和为人结合起来，为人是为文的基础，为文是为人的表现，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气质，人格必然影响到他的文章的气度，风格，一个文人如果首先在人格上奴颜婢膝了，那再想写“有骨气”的文章也是不可能了。

郭沫若这样的御用文人，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专制的传统使得这样的文人飞黄腾达，郭的地位和权势甚至是当今相当一部分文人梦寐以求的，郭沫若的文章虽然差不多灰飞烟灭了，但他的影响还源远流长，今天的王蒙之流，余秋雨之流，甚至金庸等人的身上总或多或少有着郭的影子。在他们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整个民族人格的缺陷，文化的衰败，创造力的丧失，如果中国的文化艺术要发生一次伟大的变革和复兴，那么最好郭沫若式的文人或思想要彻底除灭。

本文已被编辑[古草]于2006-8-30　9:26:59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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