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弗兰茨•卡夫卡(1833——1924)奥地利著名作家。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美国剧作家w•h•奥登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卡夫卡和卡夫卡的文学创作,深入了解和全面把握他的生活经历,家庭影响和社会环境是完全必要的。
二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自幼酷爱文学。父亲海尔曼是一对乡村贫困夫妇的孩子,在苦难中挣扎了半辈子,终于白手起家,成为了一个富有的商人。父亲这种生活经历决定了他要不断致富,跻身社会名流的追求。正因为这种人生追求,卡夫卡的父亲坚决反对他从事文学创作,强迫他学习法律,并以此为阶梯,以待将来出人头地。父亲这种专横粗暴的干预,给卡夫卡的思想上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特别是父亲的呵斥,怒吼,更是给卡夫卡心灵打上了难以愈合的创痕。卡夫卡在给父亲但尚未发表的著名书信表明:卡夫卡是从家庭和孩子与被奉若神明父母的关系中认识到罪恶化的技术的,这成为他小说的一大主题。卡夫卡中学时代就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产生极大兴趣。大学时代,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先驱,丹麦哲学家基尔凯戈尔的思想和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并在创作中有所反应,在爱好文学的同学马克斯•布洛德的鼓舞和支持下,开始文学创作。并与布拉格的作家来往,参加一些社交活动。
卡夫卡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过,他对捷克人的贫困处境和悲惨生活有较深体会。但是,尽管如此。他对当时的政治运动和重大事件仍保持很大距离,始终扮演一个冷眼旁观的角色。
卡夫卡的母亲气质抑郁、多愁善感。两个弟弟幼年夭折。这些对后来形成卡夫卡孤僻忧郁、内向悲观的性格具有重大影响。
就爱情而言,他先后与两个姑娘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一直到近四十岁辞世始终是孓然一身。
卡夫卡生活的时代,正是奥匈帝国末期,这是一个专制腐朽危机四伏的时代。卡夫卡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上反动、腐朽的时代,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孤独,感到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无法摆脱的压力,无法和社会沟通,更无法改变一切。
对于卡夫卡来说,更深刻的迷误还在于他的信仰上的危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验主义或理性主义哲学,都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人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对于科学、理性和物质文明的迷信。接着这种迷信也动摇了,人们发现,科学也有其局限性,单纯的物质繁荣只能造成虚假的幸福。欧洲人失去了过去藉以生活的一切信仰,而对传统价值的荒凉废墟,苦闷彷徨,无所适从。这给西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带来的精神痛苦既深刻又难耐,形成了一段无法填补的价值观念的真空。而卡夫卡正是这些企图填补这个真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由于他的处境,他只能凭他的生活凭他的直觉,凭他的聪明才智去观察资本主义社会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而找不到解决问题,消除异化的道路和办法,这样反而更加重了他的郁闷,孤独和痛苦。而这些思想感情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与表现。
卡夫卡创作勤奋,但并不以发表成名为目的。工作之余的创作是他寄托思想感情和排遣忧郁苦闷的手段。许多作品随意写来并无结尾,对自己的作品也多为不满。据说他生前发表的作品,每次都是给好友“巧施计谋和劝诱说服后”才拿去的。临终前让挚友布洛德烧毁其全部作品。布洛德出于友谊与崇敬之情,违背了卡夫卡遗愿,整理出版了《卡夫卡全集》(1950~1958)共9卷。卡夫卡在短暂的一生,创作的重要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城堡》、《审判》、《美国》,中短篇小说《变形记》、《乡村婚事》、《判决》、《地洞》等。卡夫卡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小说主要放映了被束缚在异化社会中个人与四周那看不见摸不到但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力量所作的毫无希望的斗争。其中比较完整地代表了卡夫卡创作的思想深度和艺术特点的是1915年定稿发表的《变形记》,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三
《变形记》杰出的把悲喜剧交融在一起。小说写的是人变成虫却仍不失有人的性情,而虫却不能再变成为人的故事。主人公格里高尔•萨母莎是一家公司循规蹈矩的推销员。5年前他还是公司小职员的时候,父亲的公司破了产,他从此承担了全家经济生活的重任。他以忘我的热情拼命的工作,因此晋升为旅行推销员。他所挣的钱不仅能维持一家的生活,而且还能偿还部分债务,甚至还希望到将来送妹妹去音乐学院深造。谁知,一天早上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因而失去职业,遭家人厌恶。他有人性,有人的思想能力和心理,恐惧感与灾难感缠绕着他。逐渐的又具有了虫性,喜欢爬行,吃霉变腐烂的食物。这一变故,家境每况愈下。尽管全家人都勤快工作。父亲也将五年前留下的积蓄全部拿出,也无法维持多久。大家视格里高尔为累赘、怪物。最后他在寂寞和孤独中悄然死去。
当尼采狂言“上帝死了”,到傅科宣告“人已死去”,“人已死去”,——人所追求的主体观念已化为泡影使得人的异化无以复归。从莎士比亚时代开始就关心“人变成非人”的问题,这在17、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深刻的艺术揭示。但这种揭示往往是局部的具体的。而巴尔扎克杰出的表现了“金钱”导致人性的异化。现在米兰•昆德拉在他的论文中说的很到味:过去,笛卡儿把人提高到“大自然的主宰与占有着”的地位。现在对于力量(技术的、政治的、历史的)而言,人变成一种简单的东西,他被那些力量超过,超越和占有。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和任何利益:它预先早已被暗淡,被遗忘。从总体上讲在“现代历史的某些时期,生活与卡夫卡的小说很相象。”这是欧洲的一种可能。对欧洲的看的一种可能。人的境况的一种可能。
20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发达,科技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尤其是紧张激烈的生存竞争。过细的社会分工,使许多人精神畸形乃至崩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异化的现象归结成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使人更加依赖物质,转而成为物质的奴隶,最终导致了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卡夫卡的《变形记》全方位的展示了这种异化。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一切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原理。我们立即补充第二原理,——没有什么东西比退化的人更丑,——审美判断的领域就此被限定了。格里高尔过分紧张的流动推销员工作,四处奔波,辛苦劳累,还要担心老板的训斥,内心十分压抑,没有欢乐,没有知心朋友。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和追求。几乎整日都在惶恐不安中过日子,他勤勉善良,胆小软弱,“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这样。”直到在不安的睡梦中异化成了一只背负沉重壳子的甲虫。然而当格里高尔发觉自己不对劲时,并没有表现出惊恐,因为还他怀疑这是个梦!作为一个终日辛劳的小职员,他是多么需要睡眠呵。一个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幸的不幸者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在现代派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怎样变成了动物,变成了无生命的桌椅板凳。诸如此类均表现了物质世界对人的迫害。
在人和社会关系上。人的变形是一种象征。在工业社会里人们盲目地追求财富,却损害了机体的美好。可是没有机体的美好,又如何来享受如许财富呢!更严重的后果是在精神上。无头脑的匆忙,使人永是处在疲劳中,不复讲究优美的风度和高尚的礼仪。独处时不再有静谧的沉思,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温馨的交往。格里高尔的内心时时刻刻充满着一种灾难感和恐惧感。他随时可能因一点小差错被解雇。一想到老板的债还要五、六年才能还清,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时时都有发生天灾人祸的莫名其妙的灾难感、恐惧感压在心头。文中这样说到:快七点了,母亲催他起床去上班。他要回答母亲的呼喊,却发不出人的声音,只会吱吱叫。这个现象仍未引起格里高尔注意自己变成虫的事实,因为他被一种更可怕的焦虑淹没了——万一赶不上火车,耽误了老板的事,自己被革职怎么办?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何以为生?这种心态对一个小职员来说,非常的真实。此时读者被震撼了:人在变成非人的事实面前,不是为自身的不幸而痛苦却是焦虑他变成虫给其他亲人带来的后果!经理派秘书来催他去火车站而发现他已变成虫时,吓的从楼上滚了下去。这件事更加重了格里高尔的焦虑——丢职是已无疑了。基于家庭现状,为了增加收入,家里的房间便空出来出租给三位房客。为了讨好房客不把家里的丑事让他们知道,格里高尔无情的被抛弃在一边,什么杂东西都往他的住房里扔,也不再有人来打扫来照顾他。亲人原来的同情、不安、关心顿时烟消云散了。然而房客终究知道了格里高尔的不幸却耻于为邻。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人就是地狱,永生无法从这地狱中解脱。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的关系,连家庭成员之间也不能例外。秘书主任因为格里高尔管着公司的现款,今天未见他准时上班,在他眼里一向安分守己、稳妥可靠的职员也不肯信赖了,即使格里高尔只说有点头晕,很快就会过去还会照常上班,他仍不肯走。父亲在看到变成甲虫的儿子时“握紧拳头,一副恶狠狠的样子”要把格里高尔驱赶走,继而绝望的哭泣起来——因为家庭一时失去了唯一经济支柱。妹妹在格里高尔刚为虫的日子里还会常常来看他关心、同情他,后来也渐渐的厌烦了起来,并且很快绝情了。——为了获取父母对她绝情的支持“竟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浑身发抖,只管用她那小拳头擂打桌子:对着这个怪物我没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格里高尔作为父母的儿子,作为妹妹的哥哥,为家人所不容深感绝望,断食而死。一家人如释重负。父亲萨姆沙先生说,“让我们感谢上帝吧!”母亲竟“带着忧伤的笑容”。“卧室的门打开了。萨姆沙先生穿着制服走出来,一只手搀着太太,另一只手挽着女儿。他们看上去有点像哭过似的,葛蕾特时时把她的脸偎在父亲的怀里。”为了在外人面前表露自己的忧伤他们哭的多么虚伪、造作!
在人和自我关系上。崇尚本能和下意识。而这种本能和下意识又是神秘朦胧、不可捉摸的。这不仅是表面的、客观世界的人和事。他还包括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活动是一种比外部世界的真实更重要,更本质的真实。格里高尔变成虫之后逐渐具有了虫性,——像虫一样喜好腐烂变质的食物,像虫一样在天花板上散步、看风景、睡觉。这些细节上的现实主义描写具有惊人的真实性。然而格里高尔仍然具有人性,他说的话虽然人家听不懂,但他却还能够听懂人的话,可谁又会想到这呢!只要家人谈论的话题转到挣钱养家的问题,格里高尔总是扑倒在门旁,羞愧与焦虑得心中如焚。当听到妹妹要把自己弄走时他却怀着温柔和爱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灭自己的决心比妹妹还强烈呢。到这个时候格里高尔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悲哀,还没有从基督教伦理道德压制下摆脱出来!然而这却被尼采一语道破了——生命原是一股快乐的源泉,却被道德的侮蔑弄脏了。结果,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自我享乐实在太少,这是“祖传的罪过”然而尼采并不满足于指出基督教伦理压制人的生命本能的事实,还相当透彻地分析了基督教伦理得以长期统治欧洲的心理机制,即在于使人产生一种罪恶感,由这种罪恶感格里高尔顺从的道德尼采称之为“奴隶道德”。“奴隶道德”囊括了他所反对的一切:病弱、怯懦、丧失个性、伪善、守旧、怨恨……这不仅限于个人范围,也不限于公共范围,它包容了他们两个。公众是私人的镜子,私人反映公众。“上帝死了”格里高尔的最终归宿也只能是死了。这也不乏是一个弱小无力的孤独者的自怜。
四
卡夫卡的《变形记》与古罗马时代的两部名著同名,即奥维德在公元前2—8年左右写的叙事诗,《变形记》和阿普列尤斯写的长篇小说《变形记》(成书年代不详)。奥维德、阿普列尤斯时代的《变形记》,人或神可以变成动植物却不失人的性情,而动植物又可变回来人或神。而到了几千年之后的卡夫卡时代,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虽还具有人的一些性情却不可能再变为人,——只有人的倒退而没有人的升华。因此人显的更加绝望了。古罗马时代人的变形是借助于外界条件或力量的,比如奥维德《变形记》中的尤庇特借助法术,魔力,千变万化,变成白牛、天鹅,化作金鱼、星座等等。阿普烈尤斯《变形记》中的希腊人鲁齐斯因为好奇偷了魔女的魔药变成了驴,经过了许多大灾大难终于得以吃了女神祭司手中的蔷薇花冠,恢复了人形。古罗马时代不管怎么变,那终究是一种浪漫的神话。人类总是充满着希望。而卡夫卡的《变形记》体现的却是西方社会的时代特征,即对人的现实生存困境绝望的真实写照。对这种无法生存的境况,卡夫卡却把它作为一种奇异的黑色的美来发现。然而这种美,不再有希望的人的最后可能的胜利。
近代西方文学对人的困境的揭示早已有之,但《变形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符号,以惊人的荒诞框架和惊人的细节真实再现了人的异化的主题。同样在中国的清代蒲松龄著的《聊斋志异》也有涉及,然而这不是本文要谈的内容,留给感兴趣的读者慢慢去研究。
现在用昆翁的话来对卡夫卡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语:他的小说是梦与真实的绝妙混合。既有对现代世界最清醒的审视,又有最疯狂的想象。卡夫卡,首先是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个艺术的奇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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