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避祸手段除“自汗”外，还有诸如隐退、舍亲、愚子、武装反抗等很多种，但与“自汗”相比，隐退，不合人们为官入世心理，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舍亲，即杀掉亲人中的一个或数个，一般人都难以下手；愚子，即不让子女读书做官，也不合人之常情；武装反抗，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相比较之下，“自汗”的优点最大，一方面，既可以继续做官，另一方面又可避除帝王的猜忌之祸。因此不少国家重臣，在功成名就之后，都学起了保身之道中的“自汗术”。

要“自汗”，就要做坏事，或欺压百姓、或贪财，或贪色…。总之，要通过一系列非法之手段，以达到败坏自己声望之目的。

与大汉王朝的萧何相比，隋朝也有一个大臣叫梁睿。因为他威惠兼著，民夷悦服，声望甚高。隋文帝杨坚暗中忌之。他本人精明至极，早料到这一点，于是就辞官谢病在家，不与世人交往，还“大受金贿以自秽”。这时有人把他告到中央，杨坚见他如此贪财，能干什么大事？去了心病，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去管他受不受贿。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象萧何、梁睿那样“自汗”之事史不绝书。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古代的政治是地道的独裁政治，而独裁政治的本质总是不断地弱化着帝王与其官员之间的信任度。同时也决定了独裁者和其下属官员以及亲属之间，只能拥有有限的信任，而充满无限的猜忌，他们之间很难建立起持久的或起码的信任关系。

柏杨曾经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了一种对中g**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在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了。”

王文元在《变与不变——中国历史之所命》一文中，对封建统治者容忍贪污的论述更为精辟：贪污是中国历史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治是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使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都把怨恨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

现在看来，古代那些功臣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宁愿装“无耻”，亲手把自己多年拼打而得到的声望抹黑，实为万般无奈！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本来非常正直的高官，最后却以坑害百姓的手段，去搞臭自己，心中不知是何等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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