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7日,我和两个弟弟都带着爱人和孩子,早早地回到父母身边,为在我们家居住了五年多的瘫伯伯过八十大寿。
燃起的生日蜡烛在我们的歌声中跳跃,大伯突然用力弯曲了双腿跪到桌前,冲着满头银发的母亲:“德他妈,我对不起你呀。”大伯头一歪倒下了------
记得那是199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大弟来电话,说父亲有事让我回家,吃过晚饭我和老公便急着往家赶,一进家门便看见两个弟弟紧绷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父亲低着头坐在炕角,母亲正在抹眼泪。
“怎么了?”我望着大弟。大弟看了父亲一眼:“咱爸要去接大伯。”父亲抬起头,巴巴地看着我,鬓边的白发在灯光的映照下泛着银光。“这是真的?”我试探着。父亲像做错了事的孩子,微微点了一下头便不再看我。
我抬头望着墙上挂着的像框,那里有哥哥十五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哥哥浓眉大眼,高挺的鼻梁让人一看就知道:这少年将来一定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是------
1973年,我10岁,一家七口全靠父亲38元的工资维持生活,多病的母亲每天都离不开那些白白的药片。记得那时每到月底,家里总有几天断顿的时候。母亲总要想尽办法找一些青菜来填饱我们的肚子。那年七月是个多雨的季节,家里又到了缺米的日子:记得那是晚饭时间,三岁的弟弟早早就趴在桌子边等着,当母亲把一盆黑呼呼的杂莱粥端到桌上时,小弟哇地一声就哭开了,他说什么也不肯吃那碗飘着一丝苦味的莱粥。哥哥忙把碗里的莱叶一片一片的捞出,倒掉黑呼呼的汤水,把碗底那少得可怜的米粒塞到小弟的嘴里,苦,苦,小弟一边吞着米粒,一边用他那不连贯哭音叫着。“小弟乖,那是苦苦莱,吃了不长病长个儿,明天哥哥给你采英英莱,还有甜根根,小弟不哭,哥哥背着小弟在屋子里转圈圈,任小弟的一双手在他的背上打着抓着,我看到哥哥的脖子后面已经被小弟抓破了有红红的血丝。小弟哭闹的累了,趴在哥哥的背上睡着了,哥哥的额头上有片亮亮的水珠。我偷偷地把自已碗底的米粒倒在哥哥的碗里,哥哥大口地吃着莱叶,小心地喝掉那黑呼呼汤水,把碗底的米粒仔细地装到了小弟的碗里,我看到每天都等我们吃饱了才上桌的母亲在厨房偷偷地抹眼泪。
夜里让尿憋醒的我,迷迷糊糊地听见母亲的声音:“怎么,胃病又犯了?把这碗粥喝了吧。”“还是留给三儿吧,我喝口水顶一顶就过去了。”父亲有气无力地说。“这日子是怎么了,越穷越不够吃,我也没丢了没撒了,怎么就过不好呢?”母亲开始抽泣。“你看你,哭啥,孩子大了呗,咱小三儿一个月粮本上就五斤米,你说够他吃吗?这个家如果不是有你操持着,还不知啥样呢,你别往歪了想,现在谁家还不都是这样,比
前些年不是好多了吗,吃榆树皮那会儿,你连米粒都看不见,不也过来了?”“可你看孩子一个个。”“挨吧,挨过这几天就好了。”“嗳,听说大哥当上了生产队长,农村的日子怎的也比我们城里强,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有个莱园子,你看------”“咳,年前把娘送回去的时候,大哥就已经满肚子牢骚了,嫂子的脾气你也知道,还是让娘省点心吧。”“是娘自已硬要回去的,也不该咱的事吗,又不是我们不要娘。”母亲有些委曲。“要不,明天让小德带十元钱回去,让大哥帮着买点土豆,玉米什么的吧。”父亲不愿让母亲伤心。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完全亮,而且有雨声传来,15岁的哥哥便被母亲从梦中喊醒,吃了一碗拌着青菜的水饭,夹着一个布口袋坐上了开往大伯家的客车。
当哥哥浑身湿淋淋地站在大伯面前的时候,大伯的眼睛一瞪:“怎么?我该你们的,什么事都来找我,真不信了,你们城里连土豆也买不着?这不明摆着就是白要吗。”哥哥小心地从湿透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临出门母亲给缝在里面的十元钱时,大伯的火气更大了。“十元钱,就十元钱能买什么?”同大伯生活在一起的奶奶看着早已哭成泪人的哥哥忙说:“没有玉米就称点土豆吧,咱这最贵的土豆一毛五一斤,总不能让孩子空手回去吧。”“没有,我还要留着喂猪哪。”大伯摔门走了。
裹着小脚的奶奶只好冒雨领着哥哥到三里地以外的一户人家买了60斤土豆。15岁的哥哥踉踉呛呛地背着60斤土豆,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他要赶最后一班回城的汽车,就在过村中独木桥的时候,他------
噩耗传来,我怎么也不相信水性极好的哥哥会被水带走。当我看到哥哥的时候,我什么都明白了,因为哥哥的双手死死地抓着那口袋土豆,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我永远都忘不了,当我和父母见到哥哥的时候,他紧紧抓着口袋的双手竟奇迹般地松开了,鼻子,嘴角,眼角开始流血,鲜红鲜红的。旁边的一位大娘说:这是见了亲人的原故。亲人,难道说大伯,伯母,表哥,表姐们不是亲人吗?我少年的心里有了憎恨。
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我的心底始终打着这个难解的死结。
“爸,说说你的想法。”我平复了一下自已的心绪。父亲抬起头:“前些天老家来人说,你们的表嫂不孝顺,自你伯母去世后,你大伯就被赶到大棚里同猪住一起。他的腰腿有病,已经落炕了。”父亲的眼中有泪光在闪:“我知道你们记恨他,快三十年了,亲兄弟一奶同胞,总不能老死不往来吧。”父亲的泪终于落了下来。
“爸,别伤心,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还不都是因为穷吗。收养大伯可不是件小事,第一,他有儿女,你征求过他儿女们的意见吗?这里可存在着许多法律上的问题。第二,我们家的人心灵上毕竟是受过伤害的尤其是我妈。”。父亲看了一眼仍在掉泪的母亲,“我同你妈商量好了。”母亲在我们的注视下抬起头:“我和你爸回了趟老家,70多岁的人了,怪可怜的,我不想看着活人受罪。”母亲泣不成声,不知是为了哥哥,还是为大伯。
当父亲把一张按着许多红手印的纸放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怎么也不相信大伯的九个儿女除了生活在省城的三表姐,竟然都按下了手印。
1996年5月11日,我同父亲把身无分文的大伯从农村老家接到了城里。这时的大伯已经瘫痪半年多了,大小便完全失去了知觉,臀部和大腿已长满褥疮,流着腥臭的浓水,67岁的母亲每天都要弓着腰,忍着阵阵恶心,用药棉一点一点的为大伯清洗,一天三次,从没有间断过。整整三个月,大伯的褥疮痊愈了,母亲更瘦了。
生活条件的改善,促使大伯的分泌物增多。刚来的时候,大伯不让母亲动手,他强撑着自已处理,然而不听使唤的身体只能使事情变得更麻烦------
渐渐地细心的母亲发现,大伯的进食越来越少,已经三天没喝水了。又到吃饭的时候,母亲端着碗站在大伯身边一口一口地喂,不吃完她就不走。一日三餐变样做,我们送去的时令鲜果也紧着大伯吃,三天一洗头,七天一洗澡。天气好的时候,父母便把大伯放到小车上,推着他遛弯。几年下来,一辆小车三个白发老人,已经成了我们这个小区里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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