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毕业论文

困惑中的当代中国文学

1989年

童山雷

内容提要

一、本文旨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于世界文学发展之背景上，认识本国当代文学现状。

二、中国文学发展至今，已呈多元求索、多价值取向、“雅”“俗”并存（包括相互浸润和推动）、无权威和难辨其主流之局面。并且，由“政治社会”热情所导致的“文学高[chao]”亦已消退，——实则文学因此已回归于较为正常之位置。

三、此种局面大致由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一是本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二是西方文学浪潮空前强烈的冲击。但这二者是相互作用的，唯其自身有着“现代饥渴感”，对人家所施之影响，我们才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下来。

四、早年苏联文坛亦曾有过类似现象。另外，此现象在本国亦非是孤立的，如姊妹艺术绘画中的“85思潮”。

五、几年来，凡西方现代文坛所有过的东西，我们几乎全都“拿来”（鲁迅语）试验了一下，并照此模式，颇多创新。在这场文学变革活动中，确不乏立志高远、深具“全球意识”者，苦苦地寻求着人类文化的同构点，以求同整个世界相呼应。但是，也确有相当一部份人，或在“反传统”和“反理性”的时髦追求中当真给斩断了文化血脉和失却了最起码的人良知，模糊了基本的价值观念，纯粹以“玩文学”的态度来对待创作；或者，欲求“走向世界”的捷径，专在“东方神秘主义”一类迎合西人猎奇心理的东西上下功夫。甚或也还有从根本上反对这场文学变革活动的人……

六、各国的文学都终将走向“现代”，但这既不排斥它们的民族特性，又不否认传统的文学样式同样可以作为这整个多元格局中的一元。中西文学亦如整体中西文化一样，可以互为补充。但是这也并不存在一种循环或“互换”的关系。而路总是得朝前走。因此，眼下我们所要做的，应是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然后再恰当地充实以自己特有的内容。

七、由于多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当代中国文学眼下已进入了一个多层“怪圈”之中。文学读者、作者以至于理论家们，普遍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困惑。不过，尽管如此，这种貌似混乱的局面，其实也并非坏事。这是久病后的晕眩，初开镣时的“趔趄”，抉择之前的彷徨。尽管步履维艰，当代中国文学毕竟在一批有志之士的苦苦探索之中慢慢地向前发展着……

困惑中的当代中国文学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世界文学领域内思潮叠起。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连同其作品，更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光怪陆离。至此为止，尽管几乎已无法以一涵盖宽泛的术语来对这一现象作一总体准确评判，但细细究来，普遍呈一种强烈的“主观性”与“内向性”，大体表现为一种由“外”转“内”的趋势，又实为当今世界文学的基本特色。

令人瞩目且又惊异的是，本世纪80年代，向以单一的“社会内容”为其价值判断标准的中国文学，亦突发地、甚至是不可遏制地步入了此种世界性的轨道……

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乃是：当今的中国文学，已不由人意地形成了一种多元求索、多价值取向、“雅”“俗”并存（包括相互浸润和推动）、无权威和难辨其主流的局面。不仅如此，前几年那种由激昂的政治及社会热情所导致的“文学高[chao]”，现亦已明显地消退了。从后面这种情况看，正统的文学（相对于俗文学而言的），竟似乎颇有点“贬值”的意味。不过，纵观各国文学一般在其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这，分明又正好说明，其实它这才是已经回复到了一种较为正常的位置。

关于眼下中国文坛这种万花筒似的局面的形成，说到底，无非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本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1、文学毕竟已渐渐摆脱狭隘的“工具意识”；2、因此而发生的对“伪现实主义”的反动；3、文化自我反省意识已在文化人中普遍萌发，而且以人为中心的所谓“主体意识”正日益高扬于作家群落；4、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久已不满于文学作品中的“千人一面”，并且稍具“寻根”或“前卫”意识者，显然还不满于本国文学作品的历史感长久地滞留于同一平面之上。

原因之二——或许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则是十年来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局面的形成，西方文学浪潮，包括各种作品连同其创作方法，特别是种种现代文学观念，随同其整个科学文化浪潮一道涌入我国，形成对我国文学界的一次空前强烈的冲击。

倘若我国全然没有可供诸种现代派扎根生长的土壤，那么，这股外来的狂飚旋流，即使再凶猛，势必亦如同过眼烟云，喧腾上一阵子，也便了了。然而事实上是眼下这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势头，正可谓方兴未艾，有增无减。

由此看来，似乎主要还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着某种或可名之曰“现代饥渴感”的东西，才使得寻常我们爱说的那两个词儿：影响和接受，能够彼此“一拍即合”吧！

问题是，我们和西方人倾向于现代文学观念的那种共同的——至少是相似的——心理契机，究竟又是什么呢？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缘起，大致有着下列因素。1、鉴于传统文学方式已不足以表达现代人心的复杂层面及其多变性；2、现代生活节奏所导致的审美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变；3、对既有之秩序——泛言之，即从文艺复兴以来便形成的一整套理念和价值标准——的失望，从而产生的一种甚至已是偏激的逆反心理；4、各种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启迪或刺激；5、似已无法逾越前辈文学高峰（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因此必须另辟蹊径。

将我们的情况与之对照，不难发现：在以上1、2、4点之上，由于同处于深受现代科学技术影响的生存空间内，并且整个生活方式亦正日渐趋同，事实上，我们与当代西方人已呈相当的一致性。在第3点上，虽然我们同西方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截然不同，但是，在经历了种种酷烈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情况下，好几代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又确乎已或多或少地具备了与之相类的激进意识。——不然，何以现代主义文学从开始介绍到中国来算起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至今才被真正理解和接受？关于第5点，则应是象这样看待：对于我们“五·四”以来的新体文学而言，作家们所仰望的高峰，归根到底，亦是西洋传统文学中的那些伟人，因为本国现代文学史上，似乎还并不存在“无法逾越”这样的问题，而至于象古代的一些高峰，如屈原、李白、杜甫和苏轼等等，鉴于同今人在各方面相去都实在太远，实际上已不存在与之相较的问题……

正因为我们在这么多方面都与西方人有着相同或相通之处，所以，乘着“开放”之东风，踏上“现代”的路子，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来说，也就显然已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

就整个文学创作局面来说，由一元而多元、由封闭而开放，并由从根本上否定西方的现代派创作方法到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合流，这种现象，不独我国，苏联早期也曾有过，尽管其程度或许不同。如：从1934年日丹诺夫在全苏作家会上对西方现代文学所作的那个著名结论——“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和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坛上的唯我独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对文学的发展作了一些原则的修正”，及至其八十年代再对一些“流亡作家”之作“开禁”，等等。

另外，这种现象就是在我国也并非是孤立的，比如绘画艺术中的“85思潮”，从其发生的时间、所依托的背景及其内外诱因，到整个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方向，直至眼下亦形成的局面，都莫不有着极其相似之处。

文坛总体局面既已形成，那么此中到底有哪些比较重要的现象，是值得我们正视并加以分析的呢？

首先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几年来，凡西方现代文坛所有过的东西，我们几乎也全都“拿来”（鲁迅语）试验了一下，并照此模式，颇创造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试验和创造，究竟是不是得当的，或者，究竟在哪种意义上和哪种程度上是得当的？——对此，不光是文学读者和作者们感觉困惑，就连文学理论界，似乎亦感觉相当的困惑。

以下所涉及的，是笔者以为必须给以明确认识的本国当代文学的基本情况和动向。

人所共知，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我国“新时期文学”之锋芒，都是一致指向本国当代的政治社会层面。“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此时特指对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反思）可为其当然的代表。而这两种创作思潮基本上都是可以纳入现实主义文学这一范畴的。但需要澄清的是：事实上它们也只能说是基本属于现实主义文学，因为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二者，多多少少地也都还带着一些伪现实成份。

大约在84年前后，文学新潮正式形成并逐渐流行。——当然，不容忽视，此前不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事实上此事都已初露端倪，如王蒙的一些小说，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和冯骥才致李陀：《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从这时起，变形的，魔幻的，象征的，朦胧的，哲学化的，弗洛伊德式的，黑色幽默的，超现实的，荒诞的，“新感觉”的，“共时态”的，纪实的，“三无”、“六化”直至“审丑”的……种种学来或自创的“现代手法”蜂拥而起，令人目不暇接。与此同时，另有两种既不同于已往的路子、又与上述种种手法有着明显区别的文学样式，亦在文坛上占据着较显著的位置。一种是由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前一两年流行的反思文学直接发展而来的，说到底同样也属一种反思性的文学。所不同的是，它将自己的触角伸得更远，反思的对象已不再只是我国当代的政治及社会现状，而是与其历史渊源相结合。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自觉”心理；它无情地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进行尖锐的审视和严肃的批判，及至“与民族共忏悔”。另一种样式则是伴随“文化热”而起的，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寻根文学”。当然，所谓“寻根”，也并非只是我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基于人类一种普遍的失落感——各民族在当今世界化的潮流中或隐或显地感到自身特性的丧失——而发生的，只不过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既是说，在突发的世界性的巨潮的冲击之前，表现得尤为明显罢了。反映在文学上，它的特点似乎主要为：对人的剖析，由客观外形深入到内在意绪、尤其是由个体心理联系到整个民族文化心理，并从人的现代情态中见其久远的“积淀精神”。这种方向，应当说同后期的反思文学大体上是一致的；然而只要是稍加对照，凡明眼人亦都不难看出，两者的择重点，的确还是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

冷静地观察一下近年来的这种种文学新潮，特别是把它们纳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中进行观照，我们便能够感觉到其中所包含着的意义。必须承认：这是一场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变革运动。在这运动中，不少志存高远、深具“全球意识”之士，确实是正在那儿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地寻求着人类文化的同构点，以求同世界相呼应，从而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但是，又正如一切变革运动一样，它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甚至，就是在同一种值得充分肯定的探索中，有时也都是莨莠难分、暇瑜互见。

不妨以一种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具体地对几种近期内在国内文坛上较为普遍的现象，作一简要的分析研究。

先就说“寻根”吧。这要算是近来持续时间相当长久的一种现象了，自从1985年进入高[chao]后，延续多年而未见其衰。关于它的起因和主要特点，上文已经涉及，这儿从略。似可补充的是：八十年代初期《根》这部国外畅销小说的传入，显然对我国的这股思潮也不无推动作用。不忘祖宗，这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意义，固然不言自明；问题是，我们在投身到这股世界性潮流中去的时候，是不是又认真想过：到底要寻到哪一步，才叫做寻到了根，而且是真正寻到了我们自己的根呢？眼下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以我们民魂中最低层次的劣质为根。殊不知兽性的原始冲动和人类身心方面的一些其他共同弱点，原本就已不再带有民族性。而况，就说我们寻找那文化方面的根，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若仅仅是以有此“国粹”为荣，或将其作为某种心灵之依傍，也倒另当别论了。而如果说是自觉肩负有重新发现和铸造民族灵魂之类重任的话，这“寻根”，倘若不结合着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深沉反思，则似乎便并无多大意义可言。更有一种倍加值得注意的倾向：一些人为了求取“走向世界”的捷径，曲意迎合西方人猎奇的心理，专在“东方神秘主义”一类东西上狠下功夫。当然，在艺术上，“越是民族的则便越是世界的”，这原本倒是不消说了；但关键在于，——这儿是否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怎样掌握分寸的问题？

其次，一批文学作品明显地带有“哲学化”倾向，这也是当今中国文坛的一大特色。明确地以文学（尤其是小说）阐发哲理，这肯定是受西方的影响。因为我们传统的叙事类文学，向来都是以朴素的故事性见长的，充其量，也就只是有些伦理道德之类的寓意。或就算是事关世界观、人生观吧，往往也都只是些因果报应、天道轮回之类的老生常谈。固然，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某种哲学观念，这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还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在此问题上，我们分明是又有些失之偏颇了，虽说是这儿也似有着那么一点儿类似“矫枉过正”的因素在里头。且看这个事实：西方那些同时兼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人，如启蒙运动诸杰，歌德，托尔斯泰，以及后世的萨特和加缪等人，的确都无一不是在其文艺作品中阐发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可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一来是他们所阐发的哲理首先本是其对宇宙人生长期系统思考的结果，二来便是他们即使是在作这种阐发时，也并未使之盖过作品本身的文学特性。而我们则不然。我们近些年来的好多小说，竟然已几乎成了些标标准准的“玄学文章”或“思辨记录”。若其中确实还多少有着一点真知灼见的，尚且可以使人捺定性子接受。但最要命的是，许多这类自命不凡的作品，偏偏既枯燥乏味得令人无法卒读，而且其所谓哲理本身，多半还是在拾人牙慧，——何况还不是杂糅便是含混而不知其所云。更有一类分明是腹中空空的“应声反理性斗士”，故作深奥，要么呓语连篇，要么摆出一副“大象若化”的架势，纯然让众人在虚无之中猜谜，且还恶意地嘲笑一切头脑清晰而思维正常之人。后面这种情况危害最大，足以把哲理性的文学创作整个地误导入死胡同。须知：虽然言未到处意或可到，但亦决非是言不到处则意必到。况且，就其绝对意义而言，“反理性”又有何可取？如若这世界到处都只是一片“痴人”在“说梦”了，这世界，又还有甚前途可言？

又看形式探索方面。对文学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创作手法和文学体裁两大方面——苦苦地进行探索，这原本是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与生俱来的一项使命。我们直接接受了这点。客观地说，要想与西方同步，在短短的数年中就大致走完人家几十上百年才走过的路程，这的确已是过于“行色匆匆”，殊非易事。尽管近年来我国文坛上不是说就未出过一些现代形式感较强的作品，但这种现象却不容忽视：我们的许多现代派作家，大都有一种“浅尝辄止”的缺点，对某种表现手法略加尝试之后，便认为“不过尔尔”了，再也捺不定心性继续精研深究，于是急急地便又想刻意求新，以求得尽快的对西方的“超越”。超越人家非是不好，然而我们不应忘了，单凭玩形式，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是无法超过西方的，因为一来是在这方面我们的底气还不够足（指对现代文学形式感的理解），二来，可否想想，这一个世纪来，在文艺表现形式方面，西方人还有什么样的“花样”，没有翻遍玩尽呢？事实也正是如此：当今国内凡是打算在文学形式方面搞突破的人，又有几个，不是越搞“花样翻新”越是觉得其花样早已是“洋已有之”，结果痛感路越走越窄，从而尽皆发作“撞车综合症”？由此看来，不发扬一种“面壁十年”的精神，在对已有上百年历史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上一番透彻的参悟之前，就轻易大谈其“超越”和进入“后现代”，这即使不说就是一种极端不明智的行为，至多，也就只能算是一种于事无益的纯粹勇气的宣泄。

再看关于文学目的、作家责任和作品内容这些重要问题的时新观念。我们知道，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开展以来，西方作家对“提供时代风俗史”这类的问题，普遍都不再关心了。他们一心一意想要钻入的，乃是“人”的内心世界。这样一来，实际上，所谓文学目的、作家责任和作品内容这些话，也便都是同“人”——现代意义的人——这个概念挂上了钩。而我们中有的人却不然。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是比西方人更加“超前”了。他们耻于再谈作家的使命和责任，认为承认此二者，便是“非文学现象”，便是“保守”和“老土”，于是纯然以“玩文学”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直至正式打出“取消意义”、“艺术即形式”的旗号，宣布“文学等同于地球，无目的可言”。当然，这一切原本都是出自对从前那种“工具意识”的反叛，因为多年以来，我国的文学一直都是政治的把兄弟，不得不承载着种种堪称是沉重的内容，而况所谓“目的”和“责任”一类言辞，一向又都很容易成为那种既是枷锁又是诱饵的东西，不断地使得文学家们连同文学自身异化……然而话虽如此，由此便走向另一个极端，孤芳自赏、玩世不恭，终究也似不妥。纵然国人久已吃够“假、大、空”之苦，但也总不能就使其永在柴米油盐的圈子中打着转儿，长期陷入一种毫无理想可言的浑噩状态。——西方文学成就的最高标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所强调的，不也都依然是要奖励那些“杰出的理想主义”作品么？当然，可以要求作家具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要求本身却不应带强制性和任意性，尤其是不能使之功利化。否则，古代“举孝廉，父别居”那样的悲喜剧，势必还会层出不穷地一直上演下去的。在此问题上，笔者窃以为萨特颇可为一榜样：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的旗帜之一，他在以存在主义哲学观研究和表现“人”的同时，不是同样也在深切地关注着当代的现实社会生活？而且，这种关注，完全是自觉的和排除了个人功利目的的，——其毕生的政治社会活动和后来的谢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便可作为明证。

再谈谈“原色化”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国内文坛业已盛行的一种风气，作者多为文学新人，号称“第x代xx作家”，同时亦不乏部份于变革浪潮中迷失了方向的老作者。其作品尽管表面千奇百怪，实则皆是粗鄙而又铺泻，明显地朝着狂野怪陋甚至是亵渎的方向发展。究其实质，这亦是对本民族温文敦厚且稍带“阴柔”味的儒家传统文化的一种过激的反动；推及同外国文学的关系，则其再明显不过地是受了美国“西部文学”等一批“阳刚文学”的影响，故尔刻意追求一种率野的雄性，以展示其确具骠悍的男子汉风格。作品多写“性”与桀骜不驯的“化外蛮俗”，手法硬直外露，偏重于感官刺激。与国外的同类文学（姑且将二者纳为一类）比较，其显然是更加生硬失调甚至是做作。或至低限度说，给人的感觉也是“犷味儿”不够纯正而鄙俗粗鲁意味又嫌太浓。看来说到底这还是一种因文化底蕴不足和“接受心理”不够健全而产生的实践上的偏差。不过应引起重视的是这股“反风雅”的势力大有蔓延之势，因为颇有不少一度曾是以文风严正娴雅知名于世的作家，甚而至于是女作家，似乎也都已经不觉“文当为‘文’”，却身不由己地追随着这股风潮，日渐一路“野”将起来了……

最后谈一下纪实性文学何以能够兴盛的问题。纪实文学热潮的兴起，亦属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文学现象，其实质当然乃是向传统的小说观念挑战。这种新的文学观念，实际上还在列夫·托尔斯泰时代就已经开始萌生了。且看这位文学巨人当时是作何预见的吧：——“我觉得，随着时代的推移，一般将不虚构文艺作品；他们（作家）将不是编造，而是转述他们在生活中碰巧遇到的那些有意义的，令人喜闻乐见的东西。”这几乎可算是再简明不过地道出了纪实性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内得以立足的因由。若更进一步论及此种文学风潮何以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便真正风靡于世，简单地说，则似乎当作如是观：目今的文学读者，对一切虚拟性的东西都早已是见惯不惊了，甚至是或多或少地都有那么点腻味了。他们想要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其容量最大和表现力又最强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中）直接窥见真实的世界。正因为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对于中外读者来说都是别无二致的，所以，随着当今世界文学思潮的涌入，这一新兴的文学门类也就在我国文坛上生根并很快地便盛行起来了。不过，有两个方面的关系，似也当着力处理好，方能真正确保这一文学门类的独立性——这一是它的纪实性怎样才不至于同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之类的东西划等号；二是它的创造性，亦即局部的虚构性，又当是如何有别于传统的小说创作。

以下附带议及三个问题，这些好象也都是当代中国文学领域内所不容忽视的现实。

第一便是与俗文学的关系。文学领域内存在着“雅”与“俗”的分野，这本是各国文学中通通都“古已有之”的普遍现象。现代西方各文学大国也均无一例外，除了有辉煌的正宗文学之外，专门渲染描写暴力、黑幕、色情等等内容的通俗甚或庸俗文学，亦比比皆是。而至于我国的俗文学在这些年内能够“合法化”甚至得到超乎寻常的发展，这当然同开放的大格局有关。不过，整个国民的文化层次总体偏低，以及对已往的“禁区”有着一种难于描述的微妙心理，这两个因素，显然是更应该考虑进去。而鉴于文化传统方面的特点，我国的俗文学，除了有西方俗文学常见的那些内容外，还更有“武侠小说”这一大类型。平心而论，俗文学所选取的一切素材，也都没有什么是严肃文学所不能选取的，问题只是在于对此当作何表现。——谈及眼下我国纯文学是如何对待俗文学的，笔者认为，大致不过是持这样三种态度：一是与之苦苦抗争，因其势力分明早已是压过了自己；二是部份地同其妥协，这再明显不过的便是普遍让自己作品的“性感”得以强化；三是也想要改造它，使之多少增加一点风雅味。第三种情况，好在俗文学自身亦有此要求。然而这样一来其总体性的结果，事实上便乃是二者间的日渐融合与重叠。或许我们这个时代原本就该是“雅”被“俗”战败打倒的时代吧？当然，这种状况究竟还会不会改变，或者说笔者的这种近于悲愤的看法是否得当，这些都只有等待时间的验正了……

第二点是“传统的”（非古典传统，乃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文学样式的现状。坚持走这条道路的人，多为信守“反映论”的中老年作者，——当然，也包括一批受“西潮”冲击不甚烈的地区性乡土作者。“改革文学”堪称其紧合时代节拍的先锋。普遍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是这派作者的一大优点；不过，其作品本身（尤以“改革文学”为最），则始终无大的突破。据有关方面研究者总结：我国的“改革文学”，至今仍是对垒式的，惯于演绎概念，总是以某种理念编织情节，因此整个说来仍未脱出“问题小说”的模套。这种看法本身固然亦非是无懈可击，但说到底，永远都以一种相对狭隘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和文学创作，这一点，无论如何，也都不能不说是这种“文学正统派”的一个明显的不足。再则，能够容忍目下国内文坛这种“多元”局面的，毕竟还算是其中的较开明者。此中另有一些人，大抵是出于一种对“雏凤清于老凤声”现状的苦痛之感吧，却显然是对目前文坛的既成事实怀有憎忿以至于敌视的心态。倘若不是迫于政策气候的话，或许其时时刻刻都将会跳出来“端正方向”，使之重走“十七年”那种单一性的“正道”……其实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隐疾；此疾不除，当代中国文学或隐或显地都会处在它的危害之中，难以得到真正健康正常的发展。

第三点乃是潜藏在作家队伍内的危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新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大都起于社会的一时需要，因而不少人在素质方面，原本就确实存在着先天的欠缺。加之随着成名，过早地安居于“象牙塔”中，其先前所积生活，也早已类乎于将竭之井。客观现状既是如此，如不及早设法改变，那文学创作中所必需的“厚积薄发”的学识，连同创作激情本身，——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特别强调的“苦难意识”，——的确已是无从谈起。而且不仅如此，还更有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我们人人都在雄心勃勃地准备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不少人甚至已在注视着世界文坛那“金字塔”尖；但是另一方面，事实却是，一支远非真正称得上是人强马壮的队伍，且正处在彷徨不定的关口上，还一直受着拜金主义旋风的侵袭困扰，时常都显得心浮气躁，因此其“战斗力”究竟若何，委实是可想而知。有人概括得好：为发表作品而永远迁就一时的社会文化风气，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群落中的流行通病。当然，反过来说，越是好的作品肯定就越不是“气候”的产物，越是有远见的作者往往就越是与时尚不对路，——不过倘论及此，则所涉及者已是太广远了。

回到正题上来。综上所述，由于自身的发展，由于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现代文学和文化连同作为其背景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的大规模地渗入我国，我国的当代文学（其他的姊妹艺术亦大同小异）已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怪圈”之中。凡与此相关者，无论是作者、读者、编者、出版者，还是批评家、理论家、翻译家或文学史家，也几乎全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迷惶困惑。穿越这迷宫的出路究竟在哪儿？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景又究竟如何？凡是真正关心我国文学事业的人，没有不思索这类问题的。

回复原状已是绝对不可能。大一统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既已显得缺乏深刻性，又为客观存在所不允许。文艺繁荣的局面原本就该是多元化的。即便是传统的艺术形式尽善尽美，但园中仅此一枝，席间只此一味，总嫌单调。而况事实证明“纯传统”的东西确已不足以充分地表现当今的一切。不然，何以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世界文学领域内，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仅仅只是有过短暂的“复兴”，便又“匆匆归去”了？

路还是得朝前走。关键是应以史为鉴，勿再蹈人覆辙。有一点需要格外引起人们的注意：对那些西方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都早已可算是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好象实在是不该再去为之耗费时间和精力。如要说“反传统”激进与彻底，恐怕莫过于当初西方的“未来主义”了。可是纵观其运动的整个历史，到底又给后世留下了什么宝贵财富呢？又如文学到底是否需要“故事性”的问题，且看辛格的这席话：“把叙述故事摒于文学之外，文学就失去了一切。文学是叙述故事。一旦文学开始分析生活，变成弗洛伊德、荣格或者艾德勒，文学就成了令人生厌的东西，毫无意义了……”再如，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请看这两位西方文化名人是作何评价——普利高津：“现在是我们要把传统的欧洲思想和古典中国思想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庞德：“中国诗歌……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推动力。”洋人尚且如此，我们自己人又何苦自暴自弃，自毁其面，以求迎合别人？

中西文学如同整个中西文化一样，是互为补充的，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了这种因时间的错位（或曰彼此的发展进程不同）而造成的微妙关系：中国反传统知识分子所依赖和追求的东西，正是西方先锋派知识分子所竭力想要摆脱的西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或业已玩腻的“时尚”；反过来，西方人想要作为“活力”引入其文化体系中去的，又恰恰正是我们差不多想要作为包袱扔掉的那些东西。因此，所谓继承、改革与创新一类的问题，实实在在的不光是对于我们，对于西方，同样也都存在。

然而这儿毕竟又不存在循环或互换的关系。各国文学都终将要走向“现代”，这是毫无疑义的，虽说这决不排斥它们的民族特性。说到底，我们的“现代之路”远较西方顺利，因为现代主义文学早已在世界文坛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走这路子，已并不再拓荒的性质，所要做的，不过只是有选择地引进它的基本观念，然后再恰当地充实以自己特有的内容……

此外，“国情”肯定亦不可忽视。假若说现代西方人有些已是感觉活得腻味了的话，那么，我们眼下，刚刚只能算是摆脱了艰难。

不论怎样说，当代中国文学总是在一批有识之士的苦苦探索中正慢慢地向前发展着。尽管在此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失重”和混乱的现象，表明我们心态不够成熟，头脑不够清醒，举止不够稳重，但这的确又都是十分正常的。这是久病后的晕眩，初开镣时的“趔趄”，抉择前的彷徨。回首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步入正轨之前，曾有过怎样的苦痛历程！

假定未来的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仍会相对地形成一股主流。这股主流，究竟仍是在自己旧有的文学传统基础之上举步发展，还是主要对西方的新旧传统“择善而从”，抑或是在此二者的基础上“蜕变更生”，历史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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