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现行生育政策时，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文化人，都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让农村人比城里人多生孩子，会产生“逆淘汰”现象，即：素质高的人越来越少，素质低的人越来越多，其实这是对遗传和优生学缺乏基本常识的结果。且不说他们片面地把素质理解为文化素质，而没有考虑综合素质，就是单纯从遗传和优生方面考虑，文化素质（主要表现为智力）也不是主要由遗传决定的。

据国外科学家进行的30多项1万多对孪生子的研究表明，智力的遗传率（以完全由遗传决定为1，完全不由遗传决定为0）大约为0。5，也就是一半对一半。而如果考虑孕期母体环境因素后，智力的遗传率更小，只有大约0。34，可见环境的影响和随机的因素更为重要。

有些人会坚持说，即使从环境因素考虑，农村也没有城市好，因此也不应该让农村人多生孩子。这个理由同样也站不住脚。因为，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农村的自然环境要比城市好得多，社会环境（除极偏远的地区外）也与城市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农村的教育设施虽然没有城市的完备，但对于中、小学基础知识的传授并不存在很大障碍。农村的卫生条件虽然不如城市，但农村人的体质却普遍比城里人好。更重要的是农村人吃苦耐劳的能力明显比城里人强，而这对于从事各项工作都是有益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城里人一定比农村人素质高呢？

此外，即使是受遗传决定的那一部分，也只是统计结果，究竟有多少以及什么样的基因参与其中，机制如何，我们至今还一无所知，因此也就无法人为地选择“优良基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父母同是高级知识分子，而子女考不上大学或是弱智，但许多杰出的人才却出自农村的事实。我们更不应该稀里糊涂地做了“伪优生学”的帮凶。

20世纪20-30年代，在美国，曾经出现过为追求“优生”强迫数以万计的残疾人、病人、穷人、孤儿、罪犯实施绝育手术的反人权纪录。40年代，纳粹德国为防止“劣等种族”污染了雅利安人的“高贵血缘”大肆屠杀犹太人的罪恶行径，更使“优生学”成为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的同义词。而这些罪行的理论根源就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创立的伪优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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