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翁老充满了崇敬，因为他是我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后，他接受了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开始了地震预测的研究工作，于1984年创立了预测论，多次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我国和美国、日本等地的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为建立我国的天灾预测理论而不辍地奋斗着。我为无缘在他生前当面聆听他的教诲而感到终生遗憾。

我拜读过翁老于1984年出版的《预测论基础》、1993年与他人合著的《天干地支纪历与预测》以及在他逝世后由他的学生们整理出版的《预测学》（1996年版），以上三书都为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他将天文学中的“可公度性”这一概念扩展到预测科学，并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历与自然灾害现象之间的关系，总结出日干支中的“沙中金”和“白腊金”序列及年干支中两个近60年周期的经验公式；更为可喜的是翁老已将自己的研究触角延伸到了中国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洛书，并推测：“古之《洛书》，可能和预测黄河洪水有关。”

毫无疑问，翁文波院士是一位智者，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语叫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此，以我这样一个对自然科学一知半解的愚者，才敢于向智者的千虑一失提出自己的看法，期望能成为千虑一得。

纵观翁老的预测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将同类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按地域分类整理，列出可公度式，以预测这类灾害未来的发生时间和地域。虽然，翁老用这种方法准确地预测了一些自然灾害，但从比较系统的统计数据来看，误差还比较大（平均约为38天）。这里还没有考虑在列出可公度式时加入的经验与灵感成分。而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方法只是将各类自然灾害分类处理，却没有考虑到各类自然灾害间的相互影响，从思想方法上不能不说失之片面。不过，公正地说，这一失误并不是翁文波院士一个人的失误，它实际上是整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思想体系的失误。它把本来活生生的一个系统人为地分解成一个个局部加以研究，当然不可能得出完整、准确的结论。

显然，对这一点，翁老在他的晚年已有所察觉，因而在他的最后一部预测学专著《预测学》的开篇，翁老就论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系统观的哲学思想。遗憾的是翁老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一哲学思想的具体阐释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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